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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阿伦特与当代共和主义（第1页）

第五节阿伦特与当代共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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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很难归入某一理论流派，但她对许多理论流派都有所影响，诸如当代新左派政治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共和主义。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和《论革命》中对行动与公共空间的思考，对当代共和主义产生很大的影响。

剑桥共和史学派的著名学者波考克（J.G.A.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Skinner）把阿伦特的vitaactiva看成其思想渊源之一。

许多阿伦特的研究者都认为，阿伦特可以被看作共和主义者。

她对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赞美，对马基雅维利-哈灵顿-孟德斯鸠-联邦党人等现代共和主义者的支持，均可为证。

这种判断并不准确。

其一，共和主义本身的发展十分复杂，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到近现代，其间的思想变化众多。

其二，阿伦特更多地是为了阐释自己的问题而引用以上共和主义者的观点，她并非对他们的思想作历史的研究，而更多地是阐释公共精神。

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讨论了阿伦特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异同。

在此我们主要对阿伦特与当代共和主义思想进行比较，从而更清楚地认识阿伦特与现代政治精神的异同。

当代共和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复兴，其思想背景是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居于主导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体权利至上，法律是保护个体的权利。

在政治与道德的问题上，坚持道德属于私人领域，政治中重视的是权利与法律。

但是面对日趋官僚化的政治，面对公民德性的衰落，自由主义无法解决现代政治中道德与文化的深层次危机，尤其是自利的个体如何寻找到共同体的归属。

正如波考克表明，他写作《马基雅维利的时刻》的动机在于，“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现代早期一直把德性看作模糊、脆弱和问题重重，这种观点一直存在，直到西方人彻底放弃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看法”

[49]。

换言之，波考克意在重新提倡公民德性的重要性，这与阿伦特的意图有相同之处。

从共和史派的研究来看，他们将政治德性追溯到马基雅维利以及意大利公民人文主义，这种德性在后来体现在哈灵顿和英国的共和政治，以及联邦党人和美国革命的共和政治中。

他们对古希腊罗马并没有直接研究，对亚里士多德共和政治的认识则来自于阿伦特。

波考克认为，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的问题在于，城邦是普遍的共同体，公民作为个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在普遍城邦中实现。

德性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城邦中的公民参与。

在公民人文主义者那里，强调vitaactiva更多从公民的行动（viverecivile）的角度理解。

[50]波考克理解公民德性主要是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强调公民应该将共善放在个人的善之前。

这代表了现代和当代共和主义者对德性的一般理解，即把德性看作集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无私精神、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爱国主义精神。

[51]

这种对公民德性的理解显然不是阿伦特vitaactiva的意思。

vitaactiva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第一，城邦的交往性行动。

公民在言说中展现自己的德性（arete），空间与共同体由此敞开。

城邦中的公民德性是对英雄德性的效仿。

阿伦特反复强调的伟大来自于对英雄德性的回忆，如希腊人讲到勇敢，就会想到阿喀琉斯。

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的核心不是领土，而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