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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 一种改革的尝试1（第6页）

按照粗略的估计，在其顶峰时期，奴隶构成了希腊和罗马人口的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奴隶制城邦的早期阶段，奴隶的比例要小得多。

剩下的就是最后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那时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

，“派生的形式”

导致了原始的生产关系的衰落。

[26]生产方式的“统治与服从”

二要素定义主要应用于这个阶段。

诚然，古代的亚细亚专制可以被看作是“亚细亚”

公社的最后阶段（马克思对东方的专制主义和对土地的公社所有之间的兼容性予以了特殊的强调），而在其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受到东部地区很大影响的古罗马，表现了接近亚洲专制国家的特征（“罗马帝国的东方化”

），但是相似的特征也是其他正在衰落的社会形态的特点：一个致力于使国家的整个生活包括经济服从于其官僚制度的无孔不入的国家；私有财产、政府官员、武装力量、教士不成比例地增长；规模不断增长的贿赂和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一种对外征服的政策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结果，直接生产者所消费的GNP份额在减少，并出现了开始于统治精英的各个阶层的精神堕落。

在这些条件下，社会有机体的衰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的弱化、军事的失败、尖锐的社会冲突、普通人个人安全感的缺乏、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的毁灭，以及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的蔓延。

对这个最后阶段没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描述：“停滞”

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期，读者对其已相当熟悉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晚期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形态最后阶段的相似性，是引起关于社会主义属于哪个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军事—警察封建主义？等等］的争论的原因）。

欧洲的封建主义终结于绝对的君主制，马克思就其中之一（西班牙的君主制）说，它与其他欧洲君主制的相似性是纯粹外在的，它应当被划分为一种亚细亚的统治形式。

[27]像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些同样处于国家控制之中但其历史不能体现社会形态的“经典形式”

[28]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列入其中。

普列汉诺夫令人信服地在俄国土地耕种者的处境与古埃及的土地耕种者的处境之间画上了等号。

[29]

各个历史时期是出自本能的增长的结果。

专制国家让这种增长服从于一个集权化的官僚机制，引导人工河岸之间的历史之流。

自然形成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组织，一旦达到其最后阶段，它们就堕落为具有扭曲的经济和相应上层建筑以及奴性的人民的官僚机器。

曾经高度不同、在时空上相隔甚远的文化世界获得了令人惊异的相似特征，这使得任何分类都毫无意义。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划分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系统形成因素的初始假设。

在划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时，人们必须作为出发点的不是统治和服从关系，而是在一个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系统中的那些原始的生产关系。

在这种观点看来，古希腊罗马和原始公社制度（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先于封建制。

没有为奴隶制这个革命思想的奇怪发明留下空间，这种发明把亚细亚的专制主义和古代民主，把埃及的金字塔和帕特农神庙拼凑在一起！

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理论基础，要知道，马克思的初始假说是用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

三、进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

把历史学家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所写的历史著作与反对者的著作以及过去几十年我国历史思想的成就比较一下，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分析的系统方法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全能学说”

的光环，但它作为带领我们接近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解的科学方法之一，仍有认知价值。

“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

的社会梦想也仍有吸引力。

[30]类似的陈述也能够在宗教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

他们宣称，人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安排他们的生活，以便表明最高存在业已为他们准备好的个人使命。

相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倾向的分析，现在看来在主要观点上似乎是错误的（就像著名的拉罗斯福哥的格言所说，哲学战胜了过去和未来的痛苦，而现在的痛苦战胜了哲学）。

在信息科学和生产变为科学的运用的时代，在因为技术革新而在市场方面风尚迅速变化的时代，“劳动价值论”

显然已经站不住脚了。

正是从这种理论中，马克思得出了他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的日益贫穷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