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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苗诺夫等（第5页）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多层委任制的试验选举。

可是恰恰是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家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远景怎样？而这个远景同发展中的人、同他的本质特征、同处在文化与文明现阶段的人所获得的新尺度应当是什么关系？

这类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

由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领域的改革，这是向哲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者的要求。

我在这种场合谈到“哲学家”

，并不是要把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专家同哲学家分开。

如果我们真想把哲学同社会生活，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范围内在社会水平上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认真地联系起来，那么还会发现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因此，形成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远景构想，首先必须以现时代社会需要的哲学认识为前提。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少是一致的或者是内容一致说法不同的哲学认识，但我认为时代的要求应当有三个层次：

第一，整个人类层次：在核时代人类继续生存的要求具有头等意义。

对增加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人道主义化的要求十分重要。

对新思维（政治的、生态的等）的要求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还有别的要求。

第二，个人层次：现代的人的问题以新的方式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对于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全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层次必须通过第三个层次——社会才能反映出来。

为了成为人类在其历史的转折阶段的先锋队，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通过自己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作为这种文明的毫无疑义的精髓的人的发展的要求。

就哲学本身发展的任务而言，正处在调整之中的各种层次的社会要求，普遍期待马列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现代的形式，即完全符合科技革命的成就和符合即将踏入第三个千年的社会发展现实的形式。

要实现这种期待，就必须克服前面指出的在我们哲学思维中形成的问题的惰性综合征，并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但这并不是陷入人本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也不是把事情归结为突出关于人的个别问题）。

——揭露教条主义思维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

这种思维乃是那些官僚主义化和以权威自居的居民阶层（首先是管理领域）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趋向的表现。

要揭露这种类型的思维，以证明其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要把它清除到受人尊敬的哲学范围之外。

——恢复和推行活生生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范畴的辩证本性，以及它们的体系完整性和在解决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总体任务时的启迪价值。

——积极动员哲学家参加解决从哲学上建构综合和概括的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

解决这个任务要依靠所有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该项任务是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和所有自由思考的人们的先进阶层的世界观目标。

——要建构世界哲学史过程的完整的、逻辑—理论和具体—历史图景，以使人们能够比较确切地估价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研究前景和方向。

——归根结底要形成马列主义哲学的新的现代的结构，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具有许多新优点的哲学，从而能够在世界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使自己的阵地日益得到加强。

如果在哲学面临的所有这些期待和任务中要分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思维。

探讨新思维的科学的、真正辩证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乃是首要的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辩证认识方面有创造性的思索，但整体说来占优势的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并且还不善于用科学方法去鉴别它。

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各种各样：既有折衷主义，又有形而上学（往往装扮成辩证法，侵占其活动地盘）。

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根源，需要专门研究。

教条主义乃是以权威自居和官僚主义化的居民阶层的方法论基础，而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则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机制最重要的一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