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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第2页）

重大的社会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动**，使俄罗斯哲学在短暂的“休克”

之后表现出未曾有过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注重的世界观，对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追求，逐渐退出了哲学舞台的中心。

对苏联历史的反思，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人类未来的关切，成为俄罗斯哲学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富有新意的思想。

随着苏联的渐行渐远，俄罗斯学者们已经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式的彻底否定态度，重新以客观的、理智的、冷静的心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中既可以看到以谢苗诺夫为代表的“正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看到斯焦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批评，并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发。

这些社会思潮、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

其意义不仅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流派，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突破单一的模式，呈现出解释的多元化格局；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途径，而且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提供了更多的方法。

例如，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总体性方法启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作为整体来把握，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分割为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方法启示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要努力追踪它的问题框架，发现表象背后隐秘的、被遮蔽的方面；吕贝尔、费切尔的文本解读方法启示我们，不仅要全面研究马克思哲学在各个领域的思想特征，而且要深入研究马克思著作中概念、范畴乃至思想的演变；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方法则启示我们，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文本中也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要善于思考其间的断裂和缝隙；沙夫的“人的哲学”

启示我们，关注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哲学研究应当探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并使现实中的问题上升到哲学中的问题；科普宁的“认识论主义”

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认识不是盲目地跟随客体，而是创造性地反映客体，如此等等。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交往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以及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世界理论等等，从争论的议题到基本的依据，都既有中国现实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激发。

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

、“走进马克思”

一类的研究进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的影响。

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能采取简单拒斥的态度，而应在批判它们错误的同时，对它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进行反思，以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和借鉴，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于孤立而走向枯萎。

在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的同时，对它们的局限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也应有清醒的认识。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还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终极真理”

状态。

它们的确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往往又把这些合理的事实溶解在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今天也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乃至符号的、修辞的批评，由此一路狂奔和下滑，走向虚无和颓废，并没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向。

因此这样的批评很难称得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更重要的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践无缘，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书斋里的批判。

正如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说，这些学说“以自己密码式的语言说话”

，其“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

而德里达在苏东巨变后之所以不断“靠近马克思”

，实质上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辩护，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

在这一“联姻”

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被德里达在解构性的阅读中重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不同的学派、学说和思潮中被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