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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第1页）

中西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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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1]

1998年夏天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首先波及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和日本，以至于震**着全球。

人们由此而更深切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大家越来越多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却又大谈文化的多元化。

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思想界人士的一些反思。

经济与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形势下，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走向应该如何？

美国语言哲学家蒯因（W.V.O.Quine）的“整体论的检验理论”

告诉我们，在整个知识或信念的体系中，各种命题构成一个圆圈，居于中心的是内容玄远的命题，其普遍性最强，距离中心最远的感性命题最少普遍性。

后者同经验的接触最直接，两者之间的冲突首先引起距中心最远而距经验最近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最后才引起居于中心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

这就是说，距中心愈远和愈接近边界经验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愈快，愈靠近中心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愈慢，而中心则不轻易因周边的改变而等速改变，但即使是居于中心的命题也不是不可改变、不可调整的。

我个人认为，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关系也类似于这种周边的变速与中心的变速的关系。

从广义上来讲，经济亦可属于文化。

我们现在讲的经济全球化，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全球化，其中以生产的全球化为主要推动因素。

文化也是多方面的，有观念形态的方面，有制度的方面，还有器物的方面，其中以观念形态为核心。

从经济与文化所包含的这些具体内容来看，就可以见到，经济与文化既有区分，又不是可以严格划界的，它们实可以概括为一个由中心和不同层次的周边构成的圆圈：粗略地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中心，经济是周边；具体地讲，观念形态居于最中心的地位，生产是边缘，制度、器物、金融、科技等则是这个圆圈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周边（这里且不谈制度、器物、金融、科技这些层次的具体的远近程度和次序）。

经济的变化推动文化的变化，但经济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即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其变化的速度也最快，而居于中心的文化则虽有变化，但变速甚慢。

换言之，经济是比较敏感、比较灵通的领域，而文化则是比较迟钝、比较固执的。

经济所包含的生产、金融、科技三者之中，生产又是与外界最直接接触的方面，它的变化也是最快的，生产的发展与变化推动着金融与科技的发展与变化。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全球化，其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就是世界上几万个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

跨国公司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

这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中，生产全球化的速度是最快的。

与此不同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接触特别是观念形态方面的接触则是间接的、无形的、深层的，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其因与外界接触而引起的改变则是很缓慢的。

就个人来说，经济生活的外貌上的改变也是比较容易的，而观念形态的改变却是困难的。

文化、观念的变易性往往滞后于经济、生产的变易。

至于谈到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念形态之间的融合，则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却与之并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在谈论跨国公司的同时，也在谈论跨文化，但是关于跨文化的谈论往往是与文化的多元化联系在一起的。

跨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还不是文化的全球化。

当前人们之所以谈论文化的多元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担心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丧失。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观念形态是其民族性的本质之所在。

经济越全球化，人们越担心丧失本民族的民族性，于是越加强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呼声由此而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