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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斥形而上学与可证实性（第2页）

但问题在于，卡尔纳普等人把这些合理的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不理解个别中的一般、有限中的无限、不能脱离部分的整体以及在这些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更高层次的思考。

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应该拒斥的“形而上”

问题，而是现实的人类实践和认识的问题。

当然，要拒斥对世界作整体思考的“形而上”

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早就指出，“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规定”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是拒斥不拒斥“形而上学”

，“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4]。

说到底，科学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其原因在于（1）科学本身就是思维的结晶，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要涉及思维的对象、过程、形式、方法等，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在哲学的综合下定型的。

因此，科学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必然涉及“形而上学”

。

（2）科学家的思维并不能完全停留在事实上，总是要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形成某种“抽象”

，而科学与科学之间的交叉又要求形成科学的综合，这种抽象和综合离不开“形而上”

问题。

因此，人们无法拒斥理论思维和哲学思维。

在经过了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科恩的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科学哲学从证实走向证伪，产生了波普尔、拉卡托斯的批判理性主义，而后又由于证实、证伪本身的困难，走向科学历史主义。

到这里，“形而上学”

又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被现代西方哲学接纳了。

这似乎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按照科学历史主义哲学家瓦托夫斯基的观点，科学思维必须运用概念框架。

“概念框架是一种我们用以理性地整理我们知识的方式。”

[5]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实际地“在（1）形而上学、（2）认识论、（3）逻辑的一般标题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介入了上述这些问题”

。

因此，科学家并不能拒斥“形而上学”

，只不过自发地“把早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形式化的影响带入到他的工作中”

[6]。

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些人都不仅曾帮助科学概念框架的重新形成，也帮助哲学基本概念的重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