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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法的实践转向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建构（第2页）

，“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10]。

这就必然实行辩证法的“实践转向”

，即要求把被黑格尔哲学神秘化了的概念辩证法扬弃为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不是用概念的辩证运动去说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是用人类的实践活动去解释概念的辩证运动。

完成这一“实践转向”

的正是马克思。

规定作为实践的内在环节，概念规定既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又是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目的性要求的体现，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正是在这种统一中，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才熔铸成人给自己构成的客观世界图景，升华出人在观念中所创造的、要求世界满足自己、对人说来是真善美相统一的新客体。

所谓概念的外化、对象化，在其现实性上，只能是实践活动把观念中的新客体（概念规定）转化成现实的新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劳动产品）。

因此，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黑格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以概念自身为中介的“无人身的理性”

与其“逻辑规定”

的关系。

对此，费尔巴哈明确指出，“要理解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不应该从观念出发，而应该从有感觉的人和自然界出发；精神应能在物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质在精神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维、感觉和需要应是这种统一的有机反映”

[11]。

这样，在费尔巴哈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转变成“抽象的个人”

与其“感性的直观”

的关系。

在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

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则转变为“现实的人”

以“感性活动”

为基础的与“现实世界”

的关系问题。

所谓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发展自身的人；“感性活动”

，就是这种“现实的人”

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现实世界”

，则是“现实的人”

的“感性活动”

的对象。

这样，贯穿于全部哲学史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转向”

中获得了现实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世界之间历史地发展着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最切近、最本质的基础是人类自己的实践活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蕴含的全部矛盾关系，都植根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的辩证本性，都展开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因此，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达到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实践论理解，才能合理地解答这一问题的“真实内容”

和“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