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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科学和知识的基础。
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是“对哲学的本质过于奢求的期望和要求”
,并成为一种语言霸权,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2]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于是,这种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
。
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
,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
[3]。
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
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
,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4]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
从历史上看,近代唯物主义,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
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
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
[5]。
在孔狄亚克眼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
,而是“幻想和神学的偏见”
。
然而,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却使它事与愿违,即从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并倡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到以“物质”
为主体并“敌视人”
[6],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
,那种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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