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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史家及其撰述（第1页）

第三节　史家及其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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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史学上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官修史籍的问世，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杰出史学家的不断涌现，人才辈出；一批取材宏富、体裁新颖、立论卓异的史学作品，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家，不仅在思想领域开启一代新风，在史学园地也以各自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一代学人。

乾嘉时期，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史家均以考史著称，他们的治史精神及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突出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学术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

在为数众多的史学著作中，清初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著。

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衰，于此判焉”

[13]，远远超越前代同类著述，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的辉煌总结。

章学诚毕一生之精力，撰著《文史通义》一书，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是史学评论中不可多得之书，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开辟一代新风的顾炎武

清初学术文化的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道路，带着激烈动**的时代色彩，呈现出以经世思潮为主流，从对明朝覆亡的沉痛反思入手，在广阔的学术领域掀起用著述救世，以期“明学术，正人心”

的新潮流。

顾炎武就是这一进步思想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

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至明清易帜达到极点。

农民起义摧枯拉朽，明王朝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清王朝入主中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于是，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响应时代的召唤，为完成挽救社会危机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去呐喊，去奋争。

当他们投笔从戎的壮举被清兵的铁骑无情地否定、复国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之后，严酷的社会现实逼迫他们转向沉痛的历史反思，开始以著述救世，倡导讲求“当世之务”

的经世实学，扭转前代脱离社会实际的虚妄学风。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和“社稷沦亡”

的巨大社会变动之后，对当时的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有着深切的感受，他们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认真思索，尤其是在武装抗清失败之后，痛定思痛，潜心于学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明朝灭亡、清朝入主的原因，以历代兴亡为借鉴，具体地去探讨国家政治制度、文教设施、赋役财政、军制兵法、“夷夏之防”

、山川之利等历史经验教训，寻求社会改革的办法。

顾炎武身当明清之际，深感于晚明以来文人空言误国的恶习，“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

[14]，“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工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15]。

面对如此风习，他大张“明道救世”

的大旗，提倡学术必须“经世致用”

。

他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16]又言：“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

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17]“博学于文”

和“行己有耻”

合二为一，成为顾炎武一生执着追求的新学风，其目的和落脚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也就是他所说的“救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