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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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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的《通典》是中唐史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它体现了中唐史学着意于经世致用、疏通知远的史学意识。
《通典》又是我国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这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创新。
作为唐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杜佑进步的历史观,也非常值得重视。
一、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
杜氏为唐代关中名门世族,唐人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的说法,言其家族之显赫。
杜佑在18岁时,依靠门荫入仕,做了济南参军事。
安史之乱以后,杜佑从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起步,历任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判度支,在唐代宗大历至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是唐朝的理财能臣之一。
后因受奸臣卢杞的排挤,外放到地方,先后担任苏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为相,在唐顺宗和唐宪宗初年,杜佑以先朝老臣,参预朝政。
杜佑一生为宦50余年,但称不上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史记在唐顺宗时,他与王叔文共掌朝政,但他“恭默无为”
,仅为配角而已;“出师应变”
,也“非其所长”
,[68]贞元十六年(800年),徐州张建封之孙擅立为节度使,德宗命杜佑为主帅统淮、泗之军进讨,杜佑竟“固境不敢进”
[69],贻误战机。
但杜佑擅长做一些实际的事务性工作,他在担任地方官和财臣时,都有一定的政绩,特别是在转运江淮财富以供应京师方面,杜佑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因此,说杜佑是肃、代、德、顺时期理财能臣,不为过誉。
杜佑为宦一生,却始终没有丢失读书人的本色。
史记“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
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
[70]。
他勤于读书,勤于思考,他从自己从政的经历中感受到:时代要求学人们走出为学术而学术、追求辞章、不根实艺的封闭之圈,回应现实提出的挑战。
因而,他以探究“经邦济世、富国安民”
之术为己任、潜心于实学。
他对管子之学极感兴趣,著有《管氏指略》2卷;他苦心研读史籍,他感到《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多属空泛言论,“罕存法制”
,因而他从大历初年就开始致力于撰写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目的是要“将施有政”
,即为现实政治服务。
这部书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到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献上,可谓是杜佑半生心血的结晶。
中国古代的史学,从来没有割断过与现实的联系,不过就史家的意识而言,写史更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所以“秉笔直书”
是史家最高的道德追求,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成为史家著述的理想寄托。
而杜佑的《通典·序》却开宗明义地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
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明确地讲:“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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