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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宋代佛教的命运（第1页）

第一节　宋代佛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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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在宋代的沉浮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发展演变，到了宋朝已基本上中国化，儒、释、道互为渗透、互为影响，三者由过去的尖锐对立，互为排斥，变为和平发展，互相吸收。

正是基于这种态势，北宋建立之初，对佛教就采取了扶植利用的政策。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扶植、限制——崇佛——排佛——扬佛。

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的政策，他除经常参拜大相国寺、紫岩寺等名刹古寺外，还派遣大批僧侣出国西进求佛。

乾德二年（964年），下诏命沙门王业等“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

[1]。

另外，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即是从开宝四年（971年）起刻印的。

此外，宋太祖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寺院庙宇。

开宝年间，重修同州龙兴舍利塔，耗费百万[2]，乾德二年（964年），重修杭州昭庆律寺，规模宏大，耗资财无数。

[3]但宋太祖毕竟是从五代军阀割据的社会中走过来的，他还懂得一点“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

的道理，尽管他崇尚佛教，但同时对佛教也作出一些限制，或限制度僧数额，或对不法僧侣严加制裁，或“禁民铸铁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无用者”

[4]。

宋太祖之所以扬佛又抑佛，主要是考虑到佛教可以起到精神麻醉的作用，统治者可以利用佛教在思想上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

宋太宗赵光义也是一位“崇尚释教”

的帝王，他清楚“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

，所以他参拜寺院，创建译经院，派大员任译经使，网络域外僧人和宋僧翻译佛教经典。

太宗优礼僧人，大营佛事，其前提条件是“公帑有羡财，国廪有余积”

[5]。

一旦寺院增多，僧人过速增长，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他同样效法宋太祖的做法，对佛教加以限制，或限制寺院数额僧人数量，或严格出家规程，或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

可是从真宗以后，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佛教在宋代发展到了顶峰，不仅几代帝王都沉湎佛事，而且对佛教的推崇也达到了极限。

真宗好佛，每逢水旱、虫蝗灾害、风雨冰霜等，几乎都要亲临寺院“祈雨”

，设道场祭祀。

为了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他下令在京师及诸路设立戒坛72处。

真宗后期，全国僧尼数额直线上升，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十四记载，到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僧尼数额达到397615人，寺院增加到4万所左右。

到了仁宗朝，由于仁宗好佛喜禅，导致僧尼数额仍高居不下。

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记载：景祐元年（1034年），全国有僧385522人，尼48742人；庆历二年（1042年），全国有僧348108人，尼48417人。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仍然优礼佛教，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全国有僧227610人，尼34037人；熙宁十年（1077年），有僧202872人，尼29692人[6]。

数目虽然比真宗、仁宗朝有所下降，但仍有僧尼20多万人。

由于宋代统治者过于优礼佛教，导致农民弃农为僧，寺院大幅度增加，寺院田产空前膨胀，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诱发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所以迫使宋政府对佛教不得不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宋代对佛教的排斥始于宋徽宗上台之后，徽宗排佛并非因为其先辈崇佛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而完全是出于其个人的好恶。

徽宗崇尚道教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上台后，采取了扬道抑佛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