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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北方各少数民族对宋文化的吸纳（第1页）

第一节　北方各少数民族对宋文化的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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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立以后，虽完成了局部统一，但辽、夏、金与宋分立，所以其疆域远没有汉唐辽阔。

而且社会生产关系落后，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契丹（辽）、党项（夏）、女真（金）族军队屡屡南下骚扰、掠夺。

辽、夏、金的先后南下，给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造成破坏，给那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同时，他们又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而加速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其间，辽、夏、金的某些文化成分也为汉族人民吸纳，但更多的是他们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

一、辽、宋之间的文化交往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4世纪，我国史书上就有关于契丹历史的记载。

在唐太宗时，突厥衰落下去，契丹与唐朝的交往开始频繁，在与中原汉族人民接触中，受到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发展。

唐末，由于中原地区封建割据，战乱不已，汉族军民为躲避战乱，成群结队移居到契丹人生活的地方，每次迁移多达几千人。

汉人把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带到了北方，使契丹人民除了畜牧以外，又开始了农业生产，并逐渐学会了铸造铁器、栽种桑麻、纺纱织布、建筑城邑。

到了916年，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奴隶主政权——契丹政权，终于出现于我国北方，其创始人即历史上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阿保机以武力征服了邻近部族，又不断南下，俘获大批汉人，926年吞并了渤海政权，938年幽云十六州之地又归入契丹统治，940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到了南京，947年契丹政权改称为辽。

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下，辽不仅逐渐过渡到了封建社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打上了鲜明的宋代文化的烙印。

（一）双轨政治制度

辽朝统治地区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等地，就经济形态来说，既有先进的封建经济，也有奴隶主占有制经济，还有氏族制的残余；就生产方式来说，既有北面大漠的畜牧业，又有南面平原的农业；就人口成分来说，既有契丹族人，更有大量的中原汉族人。

因此，辽太宗明智地采取有效的治理方针，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

[1]所谓官分南北，是设南面官北面官之意。

[2]北面官多由契丹人担任，手持指挥棒，身带坚弓，掌兵机、群牧、选任武官之政；南面官由汉人充任，着汉服、文质彬彬，掌部族、丁赋、文官选拔之政。

北面官的地位要高于南面官。

南面官的最高行政机构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下设六部，州设刺史，县置县令，与宋制大体相同，像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南面官都有。

即使北面官也有类似官职，只不过称呼不同。

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其惕稳，宗正寺也；夷离毕，参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学士也；夷离中，刺史也，内外官多仿中国者。”

[3]

辽之所以一开始就果断地采用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的双轨政治制度，固然是由于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和契丹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现实所致，但也与隋唐以来契丹族与南方中原地区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先进的汉文化和汉人知识分子不断对其施加重要影响密不可分。

916年耶律阿保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契丹部落联盟的选举制，仿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体制，自称“天皇帝”

，称其妻为“地皇后”

，建立了皇权世袭制的大契丹政权，向封建制迈出了一大步。

居住帐篷、逐水草不断迁徙的原始游牧生活很不适宜称王称帝，逐鹿中原建立霸业，于是，辽太祖在黄河沿岸建立了汉族式的皇都，而都城的建筑就是在汉族知识分子康默记等人主持下完成的。

此外，还制定法律、建孔子庙、仿造汉字偏旁制造了契丹文字，传播汉族封建文化。

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辽朝双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实行。

实践证明，辽的双轨政治制度既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契丹民族的繁荣，还有利于契丹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相互沟通安居乐业，使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后来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

辽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不会早于辽太宗会同时期（938—947年），因为辽太祖创业伊始，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辽太宗继位后干戈不休，基业未稳，这在客观形势上也不可能设科举考试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