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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燕京学报》第三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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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学报》第二期,本副刊第九期中曾经介绍,兹该学报第三期已于六月下旬出版,爱将其中比较重要之论文,述评如下。
一、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
冯君谓孔子与其后各家有一显著之异点。
孔子讲学之目的,不在养成某一家之学者,而在养成为国家社会服务之人;其所以教弟子之六艺,皆当时已有之书籍。
孔子对于当时之政治社会制度,亦不图有所改变,惟尽力拥护之。
此即孔子所自谓“述而不作”
也。
其所述者,即《周礼》,即周公所定之制度是也。
然后来之儒家则不止此,彼等所赞成拥护者虽仍为《周礼》,然已将之理想化、论理化,而与之以新根据。
而其理论,由今观之,极有价值。
试就吾人所以对待死者而论。
若纯依理智,则一切丧礼及祭礼皆毫无意义,而当废除,然此为感情所不许;若纯依感情,而以种种迷信为真理,则为理智所不许。
而儒家对待死者之道,则兼顾感情与理智而折衷于二者之间。
古时已有之丧祭礼,多为宗教的仪式,其中包含不少迷信与独断(dogma);但儒家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而变为艺术为诗。
此点与今世哲学家桑戴延纳(Santavana)主张宗教宜放弃其迷信与独断而自比于诗者暗合。
以上冯君之言大体极精当,惟有一点宜补充者:孔子及其后儒家之拥护周礼,只以周礼适应于当时之社会,非以为一成不可变者也。
反之,《礼记》且云:“礼,时为大”
,而孟子之称孔子,则以为“圣之时者也”
。
冯君谓“孔子却积极赞成当时之各种制度,而且尽力拥护之”
,实不尽然。
康有为“孔子托古改制”
之说,固多夸大,《礼运·大同》之论,固未必为孔子之言,然《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使孔子而得为东周,其未必处处墨守周公旧典,可断言也。
冯君又以为儒家之注重丧祭礼,欲使死者长留于子孙之记忆中,因以得“受人知”
之不朽,谓“此儒家理论化之丧祭礼所应有之含义”
。
按此说既不能于儒家典籍中得丝毫根据,只能谓之或有之含义,不能谓应有也。
以客观的思想史家之地位立言,此类可有可无之附益品,实以刊落为宜。
吾知冯君之为此说,不过欲联接下文婚礼之理论,使前后成为一贯之统系。
夫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
此种比附,实预断(presuppose)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
然从思想发展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
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多种统系。
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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