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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第1页）

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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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本刊前期已有评论，兹续其未尽者，拉杂书所见如下。

然此书谬妄浅陋之处逐目皆是，今亦不能貌缕举也。

（一）首篇为郑振铎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郑君所谓文学研究，实即文学史之研究。

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姑舍此不论。

郑君所提出之“新观念”

，一则为归纳的考察，一则为进化之观念。

郑君所谓归纳的考察，乃指求真实之完备证据。

夫此固一切考证工作之所同，不如是则不成其为学，初无待于郑君洋洋数千言之空论而诩为“新观念”

也。

而郑君洋洋数千言中，反有使人喷饭之处，如云“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倍根……在以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或事件，都先有了一个定理或原则……”

以归纳法倡始于倍根，则理论上不知何以处亚里士多德，实施上何以处GalileoJohnKepler等辈?此固无关于文学，然亦可见郑君之常识矣。

郑君又指出开辟之新途径共有三：（1）外来之影响；（2）巨著之发现；（3）中国文学内容之分类。

此三项非不当注意，然尚有更重要于是者。

仅从此三方面发展，决不能得完满之中国文学史，且第二固有非人力所能强为者。

吾人以为整理过去之中国文学，当从下列三方面着手：（1）作品之阐明，即主要作品（standardwords）之校勘注释，鉴别真伪，考订时代及评判价值是也；（2）作者之阐明，即文学家传记之精细研究是也；（3）文学与时代之交互影响之研究。

若夫文体之源流、文家之派别，又其次要者矣。

郑君于“新途径”

之第三项下，述其个人所定之中国文学书分类法，一方面有概括不周之病，一方面贻区类失当之讥，而排列亦欠妥。

兹为改订如下，读者比而观之，便知其得失：第一类汇集；第二类诗歌；第三类戏剧（以上三类仍旧，惟名称稍改）;第四类弹词（内容即原第五类）;第五类小说（即原第四类，惟当将原第八类中之寓言移入此类）;第六类史传，原第八类个人文学及第九类中之游记应入此类，并加传记、专史、杂史、通史等；第七类论著，

包括原第六类散文集及原第九类中所余各项（其中谣谚一项应移入诗歌类），并加学术专著一项，仅采其有文学价值者如《庄子》《孟子》《天演论》之类；第八类文学批评（仍原第七类）。

（二）郭绍虞君《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乃根据摩尔顿（Moulton）《文学之近代研究》一书中之文学演进表而立论。

郭君于中国古代有无史诗（epic）之问题依违不能决，而谓吾人今日所以不能考察古代史诗之故有二：一则先民尚实，不喜荒唐之神话，故叙事诗之质量皆逊，无流传之价值；一则或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诗》《书》经其删定，史诗遂以失传。

以吾人观之，此两说皆不能成立。

谓古代民族不喜荒唐之神话，则曷不读《山海经》?就诗歌言，如《离骚》《九歌》《招魂》，莫不以荒唐之神话为主要资料。

《诗》《书》之未经孔子删削，殆成清代学者之定论，而《诗》《书》中亦未尝无荒唐之神话。

以吾人观之，中国古代殆无史诗，果有之，当不能□采风之使之耳目，且自殷末以至战国五六百年间，歌谣讴谚不绝于称引及集录，何故独遗史诗?谓古实有之，至有史时代而忽然忘却，有是理乎?至中国何以无史诗，则可用斯宾格勒之历史哲学解释之。

一文化有一文化之基本象征（fualsymbeneralidea），其基本象征不同，则其所表现于文化上者自不能无异，初不必求其故于外表之事实也。

复次，摩尔顿氏举文学之系别归纳于一元，其说多牵强附会。

郭君步趋不离，亦可谓食西不化者矣。

郭君谓哲理文所以从抒情诗蜕变而来的缘故，则实以意志为其枢纽，情与志本常相混而不易分析……志又与知常相混而不易分析……所以抒情诗有蜕变为哲理文之可能。

推是说也，则一切知识学术皆可附会谓由抒情诗蜕变而成，又何独哲理文乎?

（三）潘力山君《从学理上论中国诗篇》中谓秦以前，我国只有歌诗（与声乐舞蹈相伴）及剧诗而无独立诗，不知其何以处《离骚》《九章》及《天问》诸作也。

（四）梁启超君《释“四诗”

名义》一文，乃其《要籍解题》中《诗经篇》之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