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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研究时期的霍尔（第1页）

三、文化研究时期的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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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的第二个思想阶段（1964—1978）大体上与他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年代相吻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体制性机构。

如果说霍尔的早期著作是在冷战、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共产主义阵营大骚乱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国际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学则塑造了霍尔在第二个时期的作品。

霍尔对“伯明翰学派”

做出了定义，即融合了“结构主义”

与“人本主义”

并吸收了符号学（尤其是罗兰·巴特的作品）、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和英国文化主义（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和汤普森的历史实践）的学术流派。

在一系列集体性的研究成果中——《通过仪式抵抗《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妇女有话说》《文化、传媒与语言》和《帝国反击战》——伯明翰学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极具影响的学术贡献，这些领域是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种族、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数量众多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霍尔的“编码解码”

一文也许是他最具原创性的作品。

他有效地利用了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对传播过程进行解读，并把这一解读建立在马克思的生产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

他把传播看作是一连串的审慎环节，每一环节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形式。

尽管传播信息的生产或“编码”

与观众的接受或“解码”

都“依附于主导结构”

之上并处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之下，但二者却是遵从各自的结构逻辑的不同环节。

一方面，生产者们努力在优先确定的意义上达到一致；另一方面，受众有能力用自己的词汇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因为他们不理解优先确定的意义并对它漠不关心，或者是他们选择一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反抗的符码进行解读。

霍尔相信人类在接受媒体信息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一点重复了文化研究起初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动力，他对人类主体的信念使人们重新想起了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著名分析。

霍尔也强调经验被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霸权关系所压制和强迫，是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一部分，他的这个观点得益于被阿尔都塞改造过的葛兰西的霸权概念。

霍尔融合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它们各自的拥护者看来是截然相对的观点——的企图在他的关于无阶级的早期文章中已见端倪。

在这个阶段，霍尔的思想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动力呢?通过他对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一书的批判便可见一斑。

《理论的贫困》一书无疑是汤普森写过的最具**和灵感的一部著作（当然这并不是贬低他的其他著作），它也是在英国对阿尔都塞思想所做的最富影响力的批判，是对汤普森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原则最正面的声明。

通过对非历史的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它捍卫了历史学家的事业，同时重申了汤普森对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经验的优先重视。

霍尔承认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深刻性，认为汤普森对历史学家事业的捍卫、对经验范畴的强调以及对“具体的”

重视优先于“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