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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霍尔 论马克思的方法（第1页）

二、霍尔：论“马克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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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也就是加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0年后，他向中心刊物题为“文化研究与理论”

的专辑提供了一份长篇读书笔记，即“马克思论方法”

。

从表面上看，他的贡献在于通读了马克思的文本，向读者们揭示了自己对文本的解读。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在1973年被译成英文，霍尔在他的讨论班中使用了它。

殊途同归的是，安东尼奥·奈格里1978年在巴黎高师也做了一场关于该文本的演讲，他认为这个文本必须要从一个不确定的视角，而非某种形式化的方法来解读。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将这两位思想家并列放在一起，阐明这一文本对霍尔（后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巨人）以及奈格里（具有后殖民意识的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时髦思想者）的重要意义，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霍尔试图从《导言》中马克思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章节获得教益：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因为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①

这就是说，经验主义的现实或具体不应该被当作别的东西的反映。

拿马克思举的“人口”

一例来说，“人口”

是具体和可察觉的，这是因为没有人口的话生产不能被理解，它是生产不可分离的要素。

17世纪的经济依靠就是这样的前提。

但马克思声称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马克思），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

②。

甚至那些看起来是具体的东西，如果我们省略掉构成它的各种片段也会成为一个“空话”

，“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

。

简单的范畴，“人口”

，它的重构必须是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奴隶主奴隶、上帝自我、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

③这种重新建构是“思维中历史具体的再生产”

④。

尽管马克思在描述了那些具体的关系后就止步不前了，但霍尔却从中读出了“事态”

关头。

他更加历史地将特定的劳动分工和阶级矛盾作为“事态”

来延续马克思重新生产“思维中历史具体”

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