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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斗争（第1页）

二、文化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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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学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

在必要之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者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

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政治教育化。

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在诸如教育、政治或经济势力领域发挥其象征意义和制度意义方面上的作用。

他鼓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特殊表征、身份和主体形式领域的独特斗争的产物。

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

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

（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

（be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

①

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散漫的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

②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为“文化控制”

③的潜在斗争展开的。

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

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

但我们理解政治学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控制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行动、人类实践，从而在整体上看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

④。

我们理解政治学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差异边界构筑的潜在意义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