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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第1页）

一、双向互动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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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社会哲学以经验主义的自识论为起点。

通过以事实判断为主要形式的研究手段，展开对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批判与总结，从而为他的结构化理论、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和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思想启迪。

对于现代性社会人类认同问题的思考，吉登斯的认识仍然表现出这一方法论特色，从而形成了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身份认同构成人类认同的基本特征以及在结构化社会发展中身份认同对于乌托邦现实主义理想实现的价值意

（一）现代性社会制度与人类认同是双向互动的矛盾体

1990年，吉登斯完成了他著名的体现其社会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现代性的后果》并及时出版。

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吉登斯形成了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设想，提出了著名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和激进政治的价值论纲领，从而把他学术活动的注意力聚焦于在实践中如何践行其纲领这一问题。

1991年，他终于有所得，他发现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社会理论研究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重新建构和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①也就是说，现代性作为一种制度，它不仅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迥然有别，而且在社会发展动力、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对全球的影响等方面，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也就是人类的认同方面。

吉登斯认为他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解决现代性社会发展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关系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

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①这就表明现代性的外延的诸多影响和个人素质的改变之间存在着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交互关联的实质即在于自我认同的新机制的出现与现代性制度之间的相互塑造，一方面，自我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另一方面，自我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

吉登斯想要“从整体上”

解决这一问题，以便能够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现代性社会的“塑造”

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实现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社会的激进政治纲领。

吉登斯一如既往地采用他所说的“经验的存封”

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经验的存封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

②。

从经验主义的原则出发，吉登斯首先给出了现代性制度与人类认同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唯象描述，进而再从一般哲学的高度对其内涵及其关联性给出理性分析。

在吉登斯看来，人类认同的核心是自我认同，包括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等，自我认同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现代性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同时，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是如何地带有地方性，其后果和内涵均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个体也会对此有增强和直接的促进作用。

③吉登斯力图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依靠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把现代性制度的核心理念与自我的反思性互动的结构性特征揭示出来。

吉登斯从人类日常生活的许多个别事实来切入他的讨论，如家庭生活方面的结婚、分居、离婚等事件及其在不同时代中的变迁、方式与特征。

比如离婚，离婚是个体生活中的危机，它会危及个体安全及幸福感，然而也为他们自我发展及未来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

分居和离婚及其后果会导致长时间的焦虑和心理困扰，但由婚姻解体所引起的变化同时也会提供可能性，让个体“发展情感”

，“建立新的能力和自豪”

，“重新塑造自身”

，“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增强亲密的关系”

，等等；同时，这也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如对个人的伤害可能会导致绝望、痛苦、困扰、哀伤、心理崩溃、经济的困窘，使人对自身的判断和能力丧失信心、失去价值感，尤其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等。

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尝试和危机以及个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现代性社会正在营造一种社会情境，导致个体外在社会环境的重要变迁，从而影响了个人乃至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

吉登斯由此认识到，“社会情境既不与个人生活相分离，也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环境。

在致力解决个人问题时，个体积极地帮助重建其周围的社会活动的世界”

①。

显然，吉登斯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社会情境、个人日常生活与各种生活制度在现代性社会的内在关联，诚如他所说的，制度塑造了人的自我，自我也在影响或改变着制度，这种双向的互动对于个体来说是产生“新的认同感”

，“重新发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