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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导向与利好的现代性（第1页）

二、实践导向与利好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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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吉登斯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还是结构化理论，都内含一个最基本的论断，即现代性是不安全的“失控的世界”

①，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

其中，“制度化的风险”

既是最大的风险，也是各种风险之源。

制度化风险是指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资源消失、社会理解出现困境、集体信念枯竭等问题，正在威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根本原因在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

换句话说，现代性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以及民族一国家及其社会制度，因此，要在社会实践中最大程度地消除风险，建设一个“利好的”

现代化社会，就必须为了人民“再造政府”

，变革社会制度，使国家权力得到有效控制，抛弃精英政治和精英决策，赋予决策开放性，最终实现公民政治和公民的决策参与，达到社会决策的制定、决策的参与和实施的一致，以为人民负责的实践导向，把一个日益失控的社会转变为利好于人民的现代性社会。

这构成了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导向的核心思想。

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社会实践的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民族—国家权力是主导现代人类实践的根本性力量以及社会实践的优化有赖于健全社会制度的约束机制等问题，进一步对吉登斯现实主义价值论的实践导向思想做出分析。

（一）社会风险是现代民族一国家权力失控的直接后果

吉登斯反思的现代化理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风险的消除问题。

在吉登斯看来，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是民族一国家权力最大化的社会，同时也是风险最大化的社会。

社会风险的产生在实践上具有其现实的基础和原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权力的失控是最重要的根源。

因此，要想从人类现实的实践导向上趋向于社会风险的降低乃至消除，必须准确理解现代社会风险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一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国家权力的关系），揭示产生社会风险的主要原因，才能形成正确的实践导向的价值观。

吉登斯认为，“风险”

是一个含有概率性的词，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

“风险”

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

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该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

所以，“风险”

最开始主要包含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

①可见，风险这个概念是与未知和不稳定性高度关联在一起的。

在现代社会，日常实践和理性思维反复证明，风险这个概念，既包含危险，需要人们积极回避，同时也包含着积极的改造因素。

它内在地推动着社会的一种变化，体现着人促进这种变化的方向性、目的性，具有现在与未来、主体与客体（自然或社会）关系处理的开放可能，通过风险的有效管理，人们可以控制和规范未来的走向。

现代性社会具有很强的冒险性，风险自然也就不可避免，显然，现代性意义上的风险必然与人的社会实践行为密切关联。

吉登斯认为，通常风险可以划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如自然给予人类的威胁，后者多是人类实践活动引发的，如全球气候问题。

人类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一直致力于降低风险，推动人类幸福的事业。

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人类预测和控制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但由于现代性社会的复杂性，由于当代民族一国家越来越强势，借助权力获取资本和利润的欲望越来越强，引发的外部社会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被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越来越成为风险的主要方面，乃至发展到超出了独立主体（个人）的可控范围，甚至超出了单个民族一国家的可控范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风险的控制需要一种全世界的联合。

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各种严重后果，极权主义的增长、本体性安全的缺失、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风险的高发。

吉登斯认为，为了更好地讨论、理解现代性，需要先理解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

他说经典社会理论更多地关注现代性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表现的尤为明显，使得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对现代性的风险有细致具体的分析和认识。

现代性的风险景象具有如下特征：高强度的风险越来越普遍；突发事件频发带来的风险成为普遍风险；人类反思性地将知识运用到自然世界而引发的来自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的风险；影响人们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越来越大；对风险的态度与识别、控制能力越来越影响风险的发生和危害；对专业知识局限性的认知越来越成为社会信任的重要干预因素等。

现代性的这些风险越来越说明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风险，因而它与传统的风险有着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