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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现实生存的焦虑与困境（第1页）

三、人的现实生存的焦虑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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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社会生产的自识性的认识，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简单的唯象描述和事实列举，而是尝试从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切入，从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方面，看人的现实生存和生活，从而达到自识性的高度，不仅揭示了人的现实困境，而且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认识，从而为提出更加系统性的科学解释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一）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风险社会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是高风险社会，它给人的现实生存带来了本体性焦虑。

在他看来，20世纪末期，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时期，这或许对人们来说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普通时间，但是“人们广泛地把世纪之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的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

①。

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现代性社会就是一种终结，现代性在发展时期内既消解了传统，又建构了传统，现代社会保存了传统社会的特性，传统有着抵御变化的延续性。

在我们的时代，科技革命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模式产生了，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从而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带来了本体性的焦虑和不安。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社会风险的根源在于时一空的分离。

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日而辨识时间，空间与时间密不可分，当机械表出现使得计时方式不再依靠太阳，时间有了标准，跨地区的时间标准化，使得时间与空间联系减弱。

现代性使得空间与地点分离，受“缺场”

支配，远离了面对面互动的场景，人们要面对无法控制的陌生环境的影响。

社会关系从彼此面对面的互动中脱离出来，结构单一、功能多样的社会分化成结构多层、功能逐渐专业化。

其中，重要的脱域机制包括了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是“相互交流的媒介”

①，不用考虑任何特定的场景，最具代表性的是货币符号，人们通过创造事物，从而创造了价值。

但同时，这一创造过程又使自己与事物相分离，然后再寻求克服距离和摆脱困难的手段。

这中间的困难越大，手段就越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货币一方面拉开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通过“物—货币—物”

的模式克服人与物之间的距离，货币作为一种黏性联系着人与人，这样的交换需要彼此相互信任。

吉登斯认为，作为象征标志的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物，货币并非与时间相关，而恰恰是通过连接当时与日后，在场与缺场而将时间托架出来的手段”

②。

货币使得人们不用面对面的互动，货币作为一种权威，以人们赋予的合法性为基础，这种价值使具有整体效应的群体和组织能够不依赖于亲密的接触而进行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制度化，但是货币却对人们产生了不利影响，它使人们在接触多种多样的人的同时，却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熟悉和交流，使得人们变得孤独。

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之下，出现了拜金主义、人情淡漠等多种社会病。

作为“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

①的专家系统，已经变成了脱域机制的一种，它将人们对未知的恐惧规范在知识体系中，虽然方便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但却把人作为机器来看待，给人的生活带来了本体性的不安全。

当人一进入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时，实际上就进入了由专家系统、脱域机制等控制下的各种不同时空情境，也就是处在布尔迪厄所说的“场域”

中，进入了与场域相联系的一套自我可能根本意识不到的前提预设中，从进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时无刻、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无处不在的风险。

当然，吉登斯认为，“风险”

不同于“危险”

，危险包含着结果的既成事实的意味；而风险则像是一个概率，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评估，如果人们提前加以筹划就有规避的可能，这与我们作为实践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不可分割。

“风险”

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含义不同。

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这部著作中追溯了风险一词的起源，它最早是由西方的航海探险家们发明的，意思是航行到了未知的水域。

所以，“风险”

最开始主要有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含义转向了时间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