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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平议（第1页）

二、《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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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以下简称《过渡》）一书，系由博士论文改写而成。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十章，于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①

《过渡》一书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从内容来看，基本上沿着李文森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提出的问题，着重探讨1890—1907年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思想，但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却与李文森迥然有别。

在方法论上，《过渡》一书摈弃“冲击—回应”

和“传统一近代”

研究模式，主张应重视中国内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在研究19世纪的中国思想时，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设想参与”

（imagii）的方法，把自己放在当时儒家文人学士的地位。

换言之，张灏主张采用“中国中心观”

（teredapproach）的研究方法。

他批评“冲击—回应”

模式过分强调外部的影响，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和内在活力，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触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有限的，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中少数一些没有传统功名的士人，而像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和王闾运这样一些重要的思想人物，很少显示出有西方影响的痕迹。

西学在中国没有像在日本那样，立刻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

西学与中学产生革命性的接触，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

就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主要还是根据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关怀和问题，来对西方做出回应的。

有鉴于此，张灏特意在本书第一章“思想背景”

中，对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桐城学派和经世致用学派在晚清的发展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在第二、三章中分别指出，上述学派与西学一道，构成康有为和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

具体落实到对梁启超中西文化思想的研究，张灏将梁启超思想分为1898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

对于1898年之前的梁启超思想，张灏从梁启超在1896年和1897年拟定的两份教学大纲《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和《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入手，指出从这两份教学大纲的内容来看，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人格思想已明显地受到西方思想的重大侵蚀，大纲中的修身、穷理、经世等纲目，起因和形式是儒家的，但精神却发生了蜕变，如修身不再以实现儒家的“仁”

的道德思想和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为目标；穷理摆脱了伦理学意味，而只成为一种单纯的求知活动；经世除了参与公职外，更突出改制的意义，并引进西方“群”

的概念，提出政治整合、大众参与和民族国家这样一些近代内容。

但张灏对李文森所说的历史与价值的冲突的观点表示不能苟同，指出梁启超这一时期并没有像李文森认为的那样，理智上疏远了本国文化传统，由于历史原因，感情上仍依恋本国文化。

事实是梁启超在排斥传统的某些方面时，他在理智上仍认同其他一些方面。

比如他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的古代法家的富强思想和墨子的博爱思想，便与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一样具有普遍价值和现实意义。

并且，对儒家来说，他也不是对它所有的道德价值观失去信仰。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不只等同于儒家传统，即使是儒家学说，本身也有许多不同流派。

因此，梁启超对传统始终抱有辨别力。

然而，张灏同时也坦认，就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保教思想和传教思想，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一些过分的肯定来看，李文森对梁启超的理解是正确的，它们确实反映了文化危机时代梁启超对中国文化认同问题的关注和维护文化自信心的心理需求，多少表现出一种历史情结。

①

对1898年之后的梁启超，张灏不被他的一些激进言词所迷惑，不赞成李文森将他描写成一个文化革命论者，说他这一时期彻底摈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只认同来自西方的价值观。

张灏指出，梁启超当时所说的“道德革命”

与“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