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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戊戌时期以日为师（第1页）

一、戊戌时期，以日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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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接触到有关日本的知识，是在1891年师从康有为就读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期间。

据梁启超所说，他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康有为就向他讲解过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

但梁启超真正开始关注和研究日本还是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甲午战争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此前，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手中虽然已屡战屡败，但在亚洲国家中还抱有一些优越感，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同光中兴”

仍寄予很大希望。

而甲午一役，中国被同属东方文明的邻国日本打败，彻底击碎了中国人残存的一丝优越心理和“同光中兴”

的梦幻，将中国的虚弱暴露无遗。

因此，甲午战争给当时中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冲击，迫使中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富强之道进行全面反思，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①这样一场对当时中国人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战争，自然也促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人对战胜国日本进行重新认识。

在战败之初，梁启超与当时中国国内许多爱国人士一样，对日本在和约谈判中向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义愤填膺，在北京动员应试举人联名上奏朝廷，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

的主张。

但在中日互换和约、尘埃落定之后，梁启超对日本并无恶感，在此后投身变法运动过程中并没有继续进行反日宣传。

相反，对日本充满敬意，称赞日本为“今之雄国”

“豪杰之国”

。

②他甚至将日本与美国相提并论，称赞日本是东方的新兴国家，认为“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

③。

在称赞日本的同时，梁启超还强调日本与中国文化、语言相近，明确提出中国要以日本为师，他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这样写道：“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

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

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④而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一文中，梁启超说得更加具体，指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

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

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钜。

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

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

文法疏阔，三也。

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