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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第1页）

二、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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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载入中国近代史册，影响深远，不只在于它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且还在于它是一场奠定现代中国文化基础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也紧跟时代潮流，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我们看到，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梁启超的进退即与之形影相随。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梁启超则于是年1月出任由中华书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大中华》杂志的主任撰述，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第一次公开宣布脱离政治，致力于思想文化工作。

梁启超晚年思想文化的基本主张和立场是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相一致的。

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揭集的一面旗帜。

梁启超晚年的民主观与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民主观虽然有不合拍的地方（如他思想中残存的“贤人政治”

思想），但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者，梁启超反对封建、拥护民主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

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半年前，梁启超就与思想界出现的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潮展开斗争。

1915年1月在《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梁启超刊载进步党人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抨击袁世凯政府提倡孔教、奖劝忠孝节义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稍后，他本人在《大中华》杂志第2、7期先后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和《复古思潮平议》，反对将孔教奉为国教，断言“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

，揭露复古主义是与政治上的反动联系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全归咎新学新政，“挫新学新政之焰”

，借旧道德以压新道德，借旧制度以否定民主共和制度，从而为恢复专制主义张本。

①在接着的护国战争和张勋复辟事件中，梁启超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被人们誉为“再造共和”

的英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梁启超对西方社会存在的弊端有所批判，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并没有动摇。

在他看来，欧洲文明出了许多毛病，但没有像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那样就此灭绝，原因就在于“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

的，“是全靠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月创造出来”

的，“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

的。

②欧洲游学归来后，梁启超提倡国民运动，目的也是要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

他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虚名，原因就在于“这中华民国的建设，并非由全国民认识共和政治之价值，协同努力去建设他，不过极少数人用‘催生符’的方法，勉强得这意外的结果”

③。

尽管国民运动走的仍是改良的道路，没能走通，但梁启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则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科学，梁启超虽然嘲笑过西方做了科学万能的梦，但他并不反对科学、菲薄科学。

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以为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的“唯科学主义”

。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那段著名的嘲笑西方科学破产的话，仔细读来，并不是对科学本身抱有什么偏见，实际上批评的是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

，“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

。

因此，他在那段科学破灭的话之后，特意加上自注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④而事实也确如梁启超本人所说，他对科学是持拥护态度的。

1922年8月，梁启超在南通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的演讲，就大力呼吁吸收西方的科学精神，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

梁启超批评中国人科学落后，首先在于对科学的态度不对：其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将科学看作形而下的东西，“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

;其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