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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保教思想之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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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为什么支持传教和保教,梁启超本人做过许多解释。
如在1897年写给严复的信中,他解释之所以宣传孔教,目的在于固结人心、统一士人思想,“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
,从而达到“人易信而事易成”
。
③1899年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启超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思想的目的,声称:“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
此天下之公言也。
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
……故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
④就此来说,梁启超宣传保教目的是要为当时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当时支持保教除了政治动机之外,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动机。
具体言之,有以下三个动机。
第一,抵制西方基督教的侵蚀与冲击。
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
①。
他在宣传保教主张时,就对西方基督教之兴盛与儒教之式微深感忧虑,强调“彼教之挟国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
②,认为“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
③。
在为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做的辩解中,梁启超更坦言并非要与考据家争一日之长短,而是因为“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其事益悍,其机益危,先生以为孔教之不立,由于孔学之不明,锄去非种,嘉榖必茂,**涤雾雾,天日乃见,故首为是书以清芜秽”
④。
正是出于对基督教侵入的抵制,梁启超虽然宣传汲取西方文化,但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评价则甚低,多有贬词,认为西学与西方宗教无关,指出“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学,并袒西教者,慑于富强之威,而尽弃其所据,亦由前此于中国书,未经读有心得也。
亡友陈君通父著有《耶稣教平说》一书,未
成而卒。
其第四篇曰泰西政事原于罗马与耶稣无关考。
其第五篇曰泰西艺学原于希腊与耶稣无关考,可谓持平之论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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