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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副其实的总理（第1页）

一、名副其实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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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列入创办人的有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邹凌瀚、吴德潇五人，而实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三人为核心。

但从《时务报》创办的经过来看，笔者认为，汪康年的作用要在黄遵宪、梁启超两人之上，他是《时务报》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总理。

首先，汪康年当时之所以能出任《时务报》总理一职，这是由他与上海强学会的关系决定的。

正如所有论者指出的，《时务报》系在上海强学会的基础上创办。

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被勒令停办后，汪康年与黄遵宪均有办报思想，于是汪康年便将强学会的1200元余款立在自己名下，作为《时务报》的开办费。

对于汪康年的这一做法，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将它看成是汪康年“欲没康有为先生之旧迹”

①。

后来，学者也大多沿袭此说，认为这是汪康年有意掩盖《时务报》与强学会的关系，以窃取权力。

但笔者认为，汪康年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对，须知汪康年当时是上海强学会的主持人。

1895年11月，康有为来沪创办强学会时，因母寿须回广东，在与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商量后，决定将上海强学会交由汪康年负责。

为此，康有为于11月16日亲自去函，要汪康年速从湖北来沪，提出“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

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

②。

因此，上海强学会解散后，该会的所有余款及书籍、木器物件等，都点交汪康年“收存”

，汪康年成为强学会的实际法人代表。

而作为法人代表，汪康年将学会余款立在自己名下作为《时务报》的开办费，这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不但不存在所谓的掩盖《时务报》与强学会的关系问题，而且怡恰相反，正是这层关系，才使得汪康年有资格担任《时务报》总理的职务。

当然，汪康年能担任《时务报》的总理，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创办过程中的确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黄遵宪虽然与他一道最早议创《时务报》，并在捐钱募款、物色人才、确定体例等方面多有贡献，但黄遵宪当时由于身在官场，人事牵掣，并没有把精力主要放在办报上。

他先于1895年的下半年受命办理苏浙赣湘鄂五省教案，1896年年初又就苏杭租界问题与日方谈判交涉，奔走苏杭沪宁之间，不但不能常驻上海处理报务问题，而且常常连与汪康年约谈的时间都不能保证，屡屡爽约。

③而《时务报》出版后的第二个月，他便匆匆奉旨北上入觐，拟任出使英国大臣或出使德国大臣，后因英德两国抵制，其事不果，一直闲居北京，至1897年6月离开北京，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

黄遵宪始终没有驻沪具体主持报馆工作。

尽管他在北京期间仍关心报务，与汪康年函札往还，但毕竟有“遥控”

之嫌，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至于梁启超，他至迟于1896年4月还在北京，尚未南旋，而此时报社的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报事处在“将成”

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