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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民说的局限性（第1页）

三、《新民说》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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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存在着当时的思想界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带有的普遍性缺点，也有梁启超作为改良主义者在《新民说》中表现出来的局限。

《新民说》缺乏明确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是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共同缺点。

梁启超虽然在文章里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中存在的劣根性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有所区别，并对产生这些劣根性的根源做了探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清哪些劣根性是人民群众作为小生产者自身所固有的，哪些劣根性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

这样，他对中国民族性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在国民性的评骘中陷入自相矛盾。

例如，当他在《新民说》中将怕死、懒惰、虚伪、缺乏毅力等主要存在于统治阶级身上的那些劣根性，不加分析地说成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性格的时候，他就无法解释他在其他文章中称赞的普遍存在在广大劳动人民中的那些优良传统——刻苦耐劳、诚实憨厚，以及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因此，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只讲民族性不提阶级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在阶级社会里尤其如此。

《新民说》另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缺点是在宣传上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将中国的衰败、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全然归咎于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认为“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①。

这种看法正如当时有人批评的那样，犯了“倒果为因”

的错误。

但有此错误偏向者绝非梁启超一人，而是当时强调思想启蒙作用的人所共有的特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就曾说中国人遭受的奴隶般的待遇是“中国人自乐为奴隶”

。

陈独秀甚至说中国的衰败“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②。

这种错误偏向主要出于他们对劣根性的愤慨，希望以此来激发人们发奋图强，起来革除自身弱点。

因此，将《新民说》看成梁启超“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其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

①。

这样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

事实上，每个不带感情偏见的读者都会看到，《新民说》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新民说》的局限不在于梁启超所认为的国民程度不够，广大人民缺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素质，似乎也不在于《新民说》大量介绍西欧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学术时总是根据改良派的需要加以取舍和选择。

②《新民说》对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意识的介绍比之其他文章要准确得多。

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条分缕析，道出了中国传统的忠君、自我、放恣散漫、规行矩步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的本质区别。

革命派除了一些意气之词外，并没有对《新民说》提倡的那些内容有过实质性批评。

相反，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

，错误地攻击起他曾热烈宣传过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以致他过去这方面的文章“概不可引以为证”

。

③《新民说》塑造的一代资产阶级国民形象，很难说它一定是贯彻了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它更多地反映了两派在阶级要求上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