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结语（第1页）

五、结语

banner"

>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著作，由于写于不同的年代，它们研究的重点和看法也就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学术或现实关怀。

大致说来，卡梅伦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通过对清末新政的综合研究，揭示清末改革的成败，希望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中国能避免重蹈覆辙，重新走上一条和平渐进的改革道路。

鲍威尔的《1985—1911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通过对晚清军事改革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军事力量的兴起及近代军阀的起源，同时也为朝鲜战争之后不久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则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拓展，着重分析清末军事力量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及其对中国文武关系的转换所产生的影响。

梅恩伯格的《中国立宪政府的出现（1905—1908）:慈禧太后认可的概念》和傅因彻的《中国的民主：1905—1914年地方、省和中央三层次的自治运动》对清末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所做的研究，则透露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关注。

巴斯蒂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以及麦金农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和裴士丹的《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虽然探讨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国家一社会”

这一研究模式或者说研究架构，揭示清末改革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士绅，或者说国家正式权力与地方士绅非正式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清末改革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

李约翰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和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虽然探讨的都是列强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但前者侧重对列强外交政策对清末政局的影响及列强对新政改革所持的一般的态度的考察和分析，并突出列强在清朝瓦解过程中的所起的消极和破坏的一面，后者具体考察了日本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强调其所起的积极作用。

这些风格不一、观点相谐或相异的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清末最后十年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同时也展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识见。

然而，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清末新政的研究在不少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西方学者似乎将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主要放在政治、军事、教育方面的改革，严重忽略了清末经济政策方面的变化、调整和改革。

虽然也有一些英文著作注意到清末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动，如美籍华裔学者陈锦江教授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①一书的第八至十一章中，对1900年之后清朝政府的现代企业和商人政策的变化做了扼要的论述，但他主要是从官商关系的角度探讨晚清经济政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并将清末最后十年期间清政府在官商关系方面所做的调整仅仅看作清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对清末经济政策变动的认识。

固然，在清末发展现代企业过程中，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确存在矛盾和争夺，但清末经济政策的变动主要并非如陈先生所说，系清政府向地方当局控制现代企业的挑战，而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国际化浪潮，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经济纳入或使之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因此，清末的经济改革远不止设立一些经济行政机构，调整官商关系，而是涉及制定一系列新的经济法规，确立一套新的经济制度，它们既涉及农工商业政策的调整，也涉及有关外资、外贸政策，以及财政金融货币的改革。

如果说清末最后十年是近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时期，那么经济政策的调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清末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西方学者在研究清末新政历史中不能不多加关注的。

第二，在清末新政研究中，西方学者较多注意到清末政局变动（权力之争）对清末改革运动的影响，但很少注意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只是就政治论政治，就教育论教育，就军事论军事，即使卡梅伦在综合探讨清末新政的《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1912）》中对此有所留意，如提出财政改革在清末各项改革中最为重要，并指出清政府没有建立统一的近代国家财政制度是导致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在大多数的时候并没有用联系的眼光或全局的眼光思考问题，同样是孤立地看待清末各项改革，当她谈到禁烟运动时，便说禁烟是比其他改革更为重要的改革，谈到教育改革时又说教育改革重要，并没有说清楚清末的各项改革到底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以及清政府本身是如何认识和操作的。

同时，由于忽视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互动和制约关系，西方学者还往往将某些改革所出现的变化简单地归诸人为的因素，如卡梅伦、鲍威尔、冯兆基都将1908年之后陆军改革的实际效果不理想全然归咎于摄政王载沣的无能，而忽视了这一时期重振海军的努力分散了前一时期用于陆军改革的精力和财力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