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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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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闭关政策”
的历史估价,史学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评说。
然而,无论是从“禁教”
与“防夷”
的直接历史作用,还是从“闭关政策”
对中国社会长久的文化心理影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第一,“禁教”
和“防夷”
导致中国社会错失了追步西方的历史机遇。
观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可以说清朝处于一个极其幸运的时代。
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破民族地域界限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转折机遇。
在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传入表现得极为活跃。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白晋、汤若望等在科技事业上的积极努力,曾经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西方传教士主持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的《皇舆全图》,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地图测绘和地理科学知识,使这一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能够名列世界前茅。
②在康熙皇帝大力支持下,康熙六十年(1721)编成的《数理精蕴》介绍了从17世纪初年以来传入的西方几何学、代数学以及算术等数学知识,成为系统介绍西方数学的百科全书。
③
但是,清王朝“闭关主义”
政策的确立,终于阻断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非但如此,而且还毁弃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由于西方地理科学的影响,清初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抛弃“天朝中心”
“华夷隔绝”
的观念,对于地球和世界地理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却说,利玛窦所讲的五大洲不过是荒诞的奇谈。
①因此,“闭关主义”
首先闭掉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失去了走向世界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通商为前导的中西交往,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同样是历史转折的一次机遇,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历史时代。
五光十色的西方产品,携带着另一种文化和生存方式的信息,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走向选择,无疑具有充分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上的扬弃意义。
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是保持出超地位,但是,清朝厉行的“防夷”
措施和垄断贸易制度,仅仅在于“防范民夷交接”
,而无视民族经济利益本身。
作为“防夷”
制度化和“广州的官员和商人收到了胜利的果实”
的公行,“赋有政府的全权,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作为源源而来的财路,那笔财富正是官吏们为之垂涎三尺,指望从中大捞一笔的”
②。
在中英贸易领域中产生的官与商的畸形经济组合——公行,是最早的一种官商劣化结合形态。
“公行无异是他的一种工具,凭以榨取对外贸易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举世无双的私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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