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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教与闭关（第1页）

一、“禁教”

与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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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通常认为，清朝的“闭关政策”

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乾隆皇帝于1757年谕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口，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二是设立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

但是，如果我们把探求的目光扩展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对“闭关政策”

做这样的概括是很不确切的。

首先，我们不能把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理解为把外商“关在门外”

。

因为清代的对外贸易虽是一种畸形，却也是实实在在地不断增长着；而且在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审查委员会议中，几乎无例外地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

其次，清政府的“闭关”

绝不是针对外商贸易的一项具体政策。

如果把“闭关政策”

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外贸易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闭关政策”

从来也没有出现过。

因为三口关闭后，广州口岸仍然对外开放，单纯的外贸口岸的增减，并不足以说明影响清代社会发展的“闭关政策”

所应具有的深刻内涵。

站在今天的时代刻度去审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我们可以清醒地悟到，“闭关政策”

赖以确立的基点，不是经济贸易问题。

由外贸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原本对天朝就无关轻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①。

由此可知，这是超越具体经济利益的总政策、总方针。

那么，清王朝为何实施“闭关主义”

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这在乾隆皇帝颁给英王的敕谕中已有明确的概括：“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②然而，这一精神既不源于中外贸易，也不完全体现于关闭三口的具体措施之中。

因此，真正导致“闭关政策”

产生的契机是西方人的“传教”

，而不是西方人的贸易；它产生于雍正元年（1723）而不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

从雍正年间开始渐次形成的闭关政策，事实上也是对康熙时期较为宽松的对外政策的回缩。

明末清初，中西海道大通，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激增，据统计，从1650年到1664年，全国教友已达到245800人。

③

清初时期，康熙对于西方传教士并无过多限制，而且优加礼遇。

康熙帝曾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传教士白晋、雷孝思等人，认为“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

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备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

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

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