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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第1页）

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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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兼行候事的工作方式大致如上。

这种情况实际普遍存在，不仅见于西北万里边塞的诸多候官，其上的部都尉外出行部，亦要临时委任官吏兼行其职，亦会在更高的层级重复类似安排。

兼行亦非边地候望系统的专利，悬泉汉简中敦煌郡属吏兼行太守或丞事亦不少，县令之间“守官”

现象更是常见，甚至包括甲县令不在，由乙县（不一定相邻）长吏守甲县长的现象。

①无论边郡还是内郡，郡国守相春天亦要行县①，巡视辖区，刺史则要行部，其他情况造成不在岗并不罕见。

朝官中亦是如此②，实际出现的频率还要高很多，丞相薨或去职，往往会有数月的空位期③，御史大夫与诸卿的任用恐怕亦难免出现这种情况。

此种情况下，文书事务的处理是否均遵循相似的办法?

实际上，一些需要皇帝亲自参加的祭祀，不愿亲往，亦会派遣官员代行，同样称为“行事”

。

《汉书·杨恽传》载，宣帝时戴长乐“尝使行事肄宗庙，还谓掾史曰‘我亲面见受诏，副帝肄，秏侯御’”

，注引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习威仪也。”

（662891、2892）《汉书·郊祀志下》述哀帝朝祭祀时说：“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

（25下1264）王莽在平帝时上奏回顾先朝诸帝的祭祀，讲到文帝因新垣平而增设诸祠，说：“上亲郊拜，后（新垣）平伏诛，乃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

（25下1265）这里的“行事”

应该与戴长乐所为一致，即由臣下代皇帝主持祭祀，实际是代行皇帝的某些职分。

汉代可能尚未形成有司摄事的明确规定。

戴长乐得以行事肄宗庙，则是源于“宣帝在民间时与（长乐）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

（662891），由此亦有助于认识各级官府中“兼行”

官员的挑选。

深入分析，兼行候事的运作显示了西汉官吏制度中的矛盾性。

一方面，其体现了管理的严密与灵活，长吏不在岗，便要临时任命官吏代行其职，说明职位的重要性高过个人，具体文书处理坚持规则，又有所变通。

另一方面，个人因素又在其运作中不断滋生壮大，一点一滴地蛀蚀着对事不对人的规则。

长期来看，这一看似微小的蚁穴却会慢慢发展成侵蚀，乃至动摇秩序之堤的巨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