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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第1页）

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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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赢政创制，迄溥仪退位，前后二千余年，无论朝代隆替更迭，疆域一统分裂，皇帝稳居元首至尊之位，相沿未改。

这种君主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被国人痛诋为专制政体，几为毋庸置疑的常识，妇孺皆知。

20世纪40年代虽有钱穆力驳此说，但独木不成林，应和者无几，声讨者却不绝如缕。

时至今日，对中国历代皇帝乃至皇帝制度的中外研究，早已是汗牛充栋。

诸家的探讨角度各异，或是通贯性的分析①，或是就某一时期或某个皇帝，皇帝制度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②，后者更是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中外学界，很多研究，自觉不自觉，都是在专制政体论下展开的。

带有此种先入之见，难免遮蔽掩盖某些现象，影响我们的研究，形成某种论证的循环。

此外，一种常见的思路是将皇帝与臣民分门别类加以考察，讨论皇帝时往往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官僚与百姓，反之亦然。

析而论之的做法，有焦点集中、深入细致之长，但也伴生割裂联系、静态孤立之弊。

近年来，中外学界已提出另辟蹊径的呼吁①，亦出现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如渡边信一郎从年度性的元会与纳贡礼仪角度观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维系，甘怀真从礼制角度对中古君臣关系的研究，平田茂树从政治空间与政治过程的角度对宋代皇帝与大臣之间互动的分析，王瑞来从皇帝与宰相关系的角度对皇权的再认识，渡边将智对东汉政治空间的分析等。

①这些研究拓宽了皇帝研究的视野，启益良多。

不过，其中一些研究依然栖息在“专制国家论”

“皇帝独裁论”

或“皇帝支配论”

之类的成说中，不无功亏一篑之叹。

其实，这些成说本身应该成为研究论辩的对象，而非分析的出发点。

最近若干年，笔者试图在传统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之外，从君臣关系、日常统治等角度对秦汉六朝国家的运行机制与形态做进一步的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皇帝的重新考察。

这些探讨以汉代皇帝为例，关注其不同面向：指出在支配性之外，皇帝亦是建议的接受者，并带有符号性与象征性②;其职权实际可以拆分，皇帝把持不放的是对六百石以上官员的任免与对中央军的控制，日常性部分甚至在尚未得到皇帝同意情况下便可被臣下提前预支③。

此外，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皇帝命令的实现程度。

①传世正史的叙述是以皇帝为中心，沿着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展开，纳入眼帘的更多的是皇帝如何发号施令、统御天下，至于这些命令是否得到有效的贯彻，缺乏来自实际施行角度的反馈，产生皇帝支配论、独裁论与专制论之类强调皇帝作用的论断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自下而上地观察皇帝诏令能否贯彻、如何贯彻，对丰富关于皇帝作用的认识应有不小的推进。

本文继续关注汉代的传舍与置，尝试透过分析传置接待费用的使用与皇帝的要求、制度变迁间的互动，观察皇帝的命令能否落实、如何落实。

这一问题，恰好因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及甘肃敦煌悬泉汉简的出土与刊布，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既可以了解朝廷的相关具体规定，又可以窥见具体机构如何实际操作，加上传世文献，足以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管中窥豹，看看执行皇帝命令上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