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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自由时间的侵占 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第1页）

第二节自由时间的侵占：钳制工人的生命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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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品交换的规律来看，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双方都有平等的权利要求从这一交换行为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就卖者而言，雇佣工人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这是预先潜伏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目标；就买者而言，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本能地倾向于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增加劳动强度，劫掠工人的劳动力，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一种存在本能。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

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①。

“力量”

成为维持和固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一方面，资本的支配权使得雇佣工人成为依附于资本家的活劳动工具；另一方面，雇佣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与资本家相对抗的物质手段。

这就意味着，在力量对比中，雇佣工人在主体和客体两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由此所导致的是，劳动过程异化为价值增殖过程，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分离，并成为后者的延伸与变形。

在自由时间被肆意侵占的条件下，工人很难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需要这一价值目标。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最为直接地体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

。

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工人阶级经常处于失败和妥协的境地。

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延长工作日时间。

延长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

工作日具有双重界限：一是劳动力身体的界限，即工人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恢复体力和智力的消耗；二是道德的界限，即工人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决定的。

只有在这双重界限以内，工人的生命力才不会被过度消耗，其精神面貌才能达到一般的人类水平。

但是，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不是工人将生产资料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而是生产资料将工人当作自己生活过程的酵母来吮吸。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①这种对工人活劳动的无限制的吮吸欲望促使资本家“像狼一般地”

延长工作日，突破工作日的身体的和道德的界限。

由此，工人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就被剥夺了，其生命基质遭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而处于萎缩状态：一方面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过早死亡；另一方面工人变得庸俗粗鄙、麻木不仁。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依靠缩短工人的寿命而在一定期限内延长生产时间的。

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日，必然会造成工人劳动的过度使用，从而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生产。

另外，工人阶级也逐渐意识到：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为此，工人阶级围绕“8小时工作日”

开始展开激烈的斗争。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了策略：由延长工作日转为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颁布专门的法律来限制工作日长度。

工厂法作为一种劳动保护政策，将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规定在身体和精神可以承受的合理界限以内，使剩余价值的生产具有秩序性和可持续性。

“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

①表面上看来，工人针对资本家的工作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工人的自由时间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