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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第1页）

我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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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1978级鲁小兵

长沙是我第一故乡，哪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怀化、北京、渥太华、芝加哥、休斯敦……都可当选。

但我的首选一定是北京，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7年岁月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1954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

爸爸是《湖南日报》（当时叫《新湖南报》）的编辑，妈妈是省监察厅干部。

不幸的是，爸爸在我仅3岁时被打成“右派”

，我和1956年出生的弟弟在逆境和歧视中长大。

但在父母的精心教导下，我俩都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1970年，我15岁，到湘西辰溪当知青；1974年，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被推荐去上黔阳地区的师范学校；1976年毕业，被分配到怀化的一个三线工厂子弟学校任教。

我参加了1977年高考，过了分数线，终因政审通不过未能被录取；再次参加1978年高考，终以怀化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

在工厂子弟学校任教时，我与同厂工人、代课教师徐咏琼相恋，我起初因出身不好不被她父母接受，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后他们才改变态度。

我是带着双喜临门的亢奋来到北京的。

我是在蹲厕所时被同事告知自己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

永远忘不了当我听到这一改变我命运的喜讯时的兴奋激动!我提前一天到了北京，在北京站附近的澡堂子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进校报到，成为寝室中最早的入住者，选择了靠窗右下铺的床，一住4年未换，让大我7岁的惠民兄爬了4年上铺。

同室兄弟还有朱筱新、王炜民、曾平、崔德晶、牛润珍，相处融洽如亲兄弟。

每当我打开女朋友的来信，朱筱新就开玩笑说：“亲爱的小兵……”

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在家乡有女朋友，我对此也从不否认。

寝室里就我和曾平是南方人，生活习惯相近，在一起的时间多些。

每到周末，我俩常去新街口买3角钱一斤的鲜墨斗鱼回来，点起煤油炉涮着吃，其鲜美香味至今难忘。

我和曾平常上晚自习到很晚才回寝室，影响了其他同学的睡眠。

惠民兄善意提醒我们后，我俩承诺10点后回寝室保证不开灯，得到了其他室友的理解和宽容。

虽说上大学前我读过师范，但其实就是重复初中的内容，实际只有初二文化水平。

“**”

时写批判文章多些，以为自己会写文章，其实只会“**”

式的八股文。

与其他同学相比，我发现自己古文底子太差，且毫无兴趣。

虽然我从未学过外语，但发现自己对英语特有兴趣，规定自己每天记多少单词，走路排队都在记英语单词，有时真撞到电线杆上，很快我由英语慢班调至快班。

代教英语的陈其兄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他常常纠正我的湖南口音。

对英语的偏好影响了我对史学研究方向的选择：重世界史而轻中国史。

我最崇拜的是学贯中西、能够对中国史和世界史做比较分析的老师，如刘家和、李雅书、杨堃等先生。

杨堃先生是我系的客座教授，他开的民族学课让我深刻印象，还赠我一本英语学术著作。

我和陈其、龙平平三人经常在杨堃先生指导下就不同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进行讨论，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