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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1页）

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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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1978级林建

40多年前，中断了10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这对追求大学梦的青年来说是无比巨大的鼓舞。

但1978年高考前，教育部做了一个规定：青年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

原因是1977年高考时很多青年教师考上了大学，使学校骨干教师流失，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曾一度有人想禁止青年教师参加高考，但青年教师有不可被剥夺的参加高考的权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规定。

也许得益于教育部的这一规定，全国青年教师中很多精英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因此北京师范大学1978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各高校中是比较高的。

1978年之后的几年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文艺工作在北京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1979年，校学生会组建了合唱团、乐队、舞蹈队、京剧队、话剧队、摄影队等社团，学生中人才济济，在社团活动中表现出相当强的艺术修养和创造性；北京师范大学的社团在1980年之后的历次首都高校文艺会演中均取得佳绩，合唱团在各次首都高校比赛中均名列前茅；话剧团排演的莎

士比亚《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在首都剧场公演，得到广大话剧爱好者和普通观众的高度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在全国高校体育比赛中曾击败北京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会工作在北京高校中也是走在前列的。

1978年，我是以29岁的年龄和中学老师的身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的。

由于同学们和老师的信任，我被推选为教育系学生会主席，不久又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担任了近4年的学生会干部。

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我尽力为同学们办了一些好事。

我们入校时，学生的生活学习条件比较差，学生会广泛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后，向校领导和有关部门争取，将学生宿舍的门锁由挂锁改为撞锁，将宿舍里的黄色灯泡换成了日光灯，在学生宿舍的传达室安装了公用电话供学生使用。

为满足同学读书晚、吃夜宵及会亲朋好友的需要，学校开设了乐群食堂，之后又建了实习餐厅。

并且我们为学生会和学生社团向学校争取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为学生工作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当时我们还办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

一是与校领导和总务处等部门反复交涉，使北京师范大学沿袭了几十年的学生食堂“包伙制”

改为“饭票制”

，使学生食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伙食好了，浪费少了，矛盾化解了很多。

二是北京师范大学几十年里没有一个能开会和演出的礼堂，开大会时，师生们要拿着凳子、砖头或报纸坐到北饭厅的地上开会。

这种状况与全国重点大学的形象实在不相符。

为此我们趁王梓坤校长晚上在办公室做学问时找到了他，充分阐述了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大礼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王校长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在王校长的大力支持和胡恒立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经过一个暑期的努力，在新学期开学时把北饭厅改建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个大礼堂——科学文化厅。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母校的改革与发展，而且经常回想起当年我和同学们所经历的事情，并为我作为1978级的大学生而感到骄傲，为我们共同的付出和为北京师范大学争得的荣誉感到骄傲。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我永远感谢母校给予我的学识，永远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