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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道德主体性在伦理中的位置02（第1页）

第七章道德主体性在伦理中的位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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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引起一个问题：个人是否仍然可以被描述为道德事务中的主权者，即“全然自由的”

“不服从任何人”

的良知主体——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做出这番描述?黑格尔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当然是说，他的观点保存了道德主体的主权，但是条件是我们要按照卢梭而非霍布斯的思路来设想主权。

也就是说，真正的主权并不是一个人把自己的任意声明放进本国法律的权威；毋宁说就约束一个人行动的原则而言，主权首先在于参与了决定这些原则的集体事业，其次在于理解了这些原则的合理基础——它们最终是通过以公正而广泛的方式交流理由来确定的。

按照这个观点，每一名个人都既能够辨认善恶，又能够把握它的合理基础，但是条件是他必须与同胞主体真诚而开放地交流理由——这种交流是在合理社会秩序所提供的制度框架内展开的。

拥有主权的道德主体所特有的“自为思考”

（thinkingforoneself）在根本上并不是"自行思考"（thinkingbyone-self），而是“与他人一同思考”

。

不仅如此，就善可以得到普遍认识这条现代世俗原则而言，这种解释方式还忠实地响应了它的起源，即一个新教教义，它的教导是每一名个人在原则上都可以知道真正的伦理标准，但对这些标准的实际认识要求一个人对一个并非他自身的主体（在这里就是绝对主体，即神）抱有合适的态度。

按照这个教义在黑格尔那里的世俗化版本，对真正的伦理标准的认识依赖于一个人与其他个人产生正确的（由制度中介的）关联，这些人与他本人一样，都是拥有主权的道德主体。

倘若一个人坚持认为自己的私人信念才是真实的——不论他把这种看法用于自己，还是用于他人——却不顾自己的同胞道德主体会如何看待这些信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真实的道德良知的显现，而是固执的自我主张的显现（如果继续进行类比，这种自我主张就无异于基督徒所说的“罪”

）。

黑格尔的这个区分——一面是自我意志或道德自负，另一面是良知的另一种形式，它对同胞道德主体的权威给予了足够的承认——会引发一个明显的问题，这里需要预先承认这一点，后面则将进行更加完整的讨论。

黑格尔的观点所包含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他的自由主义批判者也经常提到这个危险：如果不能更加确切地陈述个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正当地拒斥由其他道德权威给出的截然不同的对善的叙述，黑格尔式的国家就太容易把与传统规范的任何分歧和对现存社会实在的任何批判撇在一边了，仿佛这种分歧和批判是自我意志的表达，而不是道德主体性的合法发挥。

因此，前面引用的图根哈特所表达的担忧也许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即使黑格尔想要让个人合理地反思自己社会秩序的可接受性，他对自我意志与良知的合乎情理的发挥所做的区分实际上也把后者与遵守通行的规范等同起来了，由此排除了合乎情理的伦理（Sittlichkeit）成员批判自己制度的可能性。

这份担忧——黑格尔把反思看成与自由的社会成员资格相容，却并没有这样来看待批评——或许被先前引用的一个说法（§152）所强化了：在那里，道德的自我意志似乎基本上等同于反对现存社会秩序。

（自我意志在那里被解释为“与伦理实体性相抗衡”

的“自为存在”

。

）事实上，黑格尔的观点引发了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在接下来的相关讨论中分别予以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鉴于黑格尔对自由社会成员与他们的社会秩序之间必须具备的主观关联的叙述，以及他关于现代性的制度具有充分正当性的观点，他的理论能否承认任何形式的社会批评的合理性?（倘若某些类型的批判是可能的，那么有哪些?）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国家应当如何对待一些个人，他们要么出于道德的自我意志、要么出于合理的道德信念，并不承认在黑格尔的理论看来完全正当的法律和社会规范是一种善。

这些重要问题是对良知的权利的任何叙述都需要面对的，自由主义者尤其需要知道黑格尔能否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之所以现在要推迟对它们的讨论，原因在于黑格尔虽然探讨了这些问题，却没有把它们看作他对道德主体性的叙述向社会理论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公正对待黑格尔的立场与处于更加正宗的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的立场之间的差别，我将首先考察在黑格尔本人看来，合理社会秩序为了顺应良知的权利而采取了哪些最重要的办法，然后才会转向自由主义理论家一般放在首位的问题。

为了理解伦理（Sittlichkeit）理论旨在如何顺应良知的权利，我们首先需要回想一下，黑格尔对良知的叙述为道德主体赋予了多种渴望。

先前提到，在黑格尔看来，为了充分实现良知的渴望，（1）个人必须唯独被自己赞同的法律和规范所约束；（2）他们对这些法律和规范的赞同必须植根于

合理反思；（3）他们所赞同的伦理标准必须代表真正的善；（4）这些标准之所以是一种善，必须是由于它们事实上增进了人的意志的一种内在价值（即自决）。

之前表述的两个问题——它们表达了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仅仅隐含地聚焦于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它们问的是当这个条件无法成立时，也就是当某些个人不赞同他们的社会期望他们服从的法律和规范时，应当怎么办。

相反，黑格尔主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规定当这种不合发生时要如何应对，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讲，就是当合理的东西与实存的东西有落差时要如何应对；而是阐述道德主体性的理想在完全实现时是什么样的，并思考社会秩序可以如何建构，以便使这个理想更有可能实现。

可见，黑格尔的核心问题是：倘若一个社会秩序可以广泛地、并非偶然地满足道德主体性的所有这些渴望，那么它是不是一个连贯的、可以实现的理想?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实现?黑格尔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如何应对前面概括的四个条件中的某一个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他首先关注的是它们所代表的要求是否具有系统的相容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在单个社会中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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