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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贡士以经学为先（第1页）

二、“贡士以经学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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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有关察举的重要诏令。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六月诏：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

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对于此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贡士以经学为先”

之制。

前述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有“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

之语，所取乃东汉顺帝左雄奏定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两科取人之法。

左雄此法，后由黄琼奏增“孝悌”

及“能从政”

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黄初三年诏，复以儒生、文吏两科为称了。

这是汉代选官以儒生、文吏两大群体为主要对象的鲜明反映。

但到了东汉后期，儒生、文吏这两个群体大致趋于融合；经过名士运动，知识群体的强大社会影响更造成了“以名取人”

的现实。

单纯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当低落，他们在选官中，事实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据《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劭《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

可见在汉代后期人之观念之中，孝廉与经术考试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此期文吏举孝廉试笺奏之实例。

所以，虽然黄初三年诏承袭旧例以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试经之儒生恐怕要占绝大多数；“吏达文法”

到亦试用之语，可能只是虚应故事。

至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

之诏，则已明明不及文吏了。

汉代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融合，至此终于在王朝制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举的主要对象。

黄初年间，关于孝廉察举曾经有过一场重要辩论。

《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其时华歆为司徒：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

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

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

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

帝从其言。

又《北堂书钞》卷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