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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第1页）

二、“控制自然”

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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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自然”

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

概念的内涵，学术界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总体看来，它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9]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主要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

而作出的逻辑推论，主张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它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第二个阶段是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上的。

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不仅在空间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的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

就是说，人类是宇宙万事万物的目的”

[10]。

第三个阶段是人类生态中心主义，其核心观点是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工具价值，因此，只有人才应该是道德关怀的对象。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以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标准。

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批判的是第三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造成了科学技术的滥用和生态危机。

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也把以“控制自然”

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会造成生态危机，而是强调只有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它才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因此，揭示“控制自然”

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它是如何被纳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探讨的问题。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

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最为系统。

在他看来，“控制自然”

观念首先萌芽于古代宗教神话。

古代宗教神话较早意识到机械技术既能增强人类控制自然，又能带来野蛮后果的两面性质。

“人类社会在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的增长上得益于机械技术，但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剧毒、枪支、战争机械和这类摧毁性发明形成的行业……所具有的残酷和野蛮’。”

[11]因此古代宗教神话也对技术充满恐惧，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古代宗教神话设想自然是具有“精神”

属性的，并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自然的精神。

“统治古代世界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相信所有自然的对象和场所都具有‘精神’的。

为了确保人们自己不受伤害，必须尊敬这些对象，而在侵占这些自然对象为人所用之前，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精神。”

[12]莱斯指出，与古代其他宗教神话不同的是，基督教在圣经《创世纪》中通过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类具有对地球生命所具有的派生统治权。

人类之所以对其他地球生命具有派生的统治权是因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

这一观念导致了“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

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

[13]。

可以看出，基督教关于人对地球主人地位的说教是控制自然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