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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哲学的生存论关怀（第1页）

3.环境哲学的生存论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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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逐渐突出，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拒斥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运动。

这一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工业浪潮的来临，进而演进为一场颇具民众和政治影响力的生态人文思潮，这一思潮在哲学上的反映即环境哲学的兴起。

环境哲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技术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题是要求转变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自然观。

生存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自觉转变，必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转换，当代生存论哲学的生存论自觉与环境哲学有着一种值得注意的关联。

环境哲学分成诸多流派，观点不尽一致，具有很强的思想杂糅性，但都有一个生态人文思潮的总体思想背景。

这一思想背景认为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是近现代社会发展观的深层理念，依靠这种理念，人类假定了一个与“主体”

对立起来的“外部无限自然”

，也假定了“主体”

自身无限的“实践”

能力，由此形成了贯穿于整个西方近现代，并且以不可阻挡之势蔓延全球的唯经济的、“现代性”

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

但现代工业文明的后果却表明：自然是极其脆弱的，对实践的过分崇拜只会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

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的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以及由此伴随的挥之不去的精神焦虑，差不多都是这种以“现代性”

为唯一追求尺度的恶果，唯经济的增长模式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包括人的社会**以及内在的精神生活）日益失去基本的平衡与协调能力。

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当代环境哲学主张深刻检讨近现代社会发展观念，反省现代性、重审科学技术的人性意义，克服人类实践行为的负面效应，提升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重视生存环境，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共生性的关联，转变自身的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建立一种保持人类生存的可持续的后代意识。

环境哲学主要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而展开的，焦点问题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环境哲学并不直接认同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分为宇宙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价值论的人类中心主义。

宇宙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被默迪称之为“前达尔文类型的人类中心主义”

（Pre-Darotrism），因为这一类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与某种神创论有关，以至林恩·怀特“把基督教称为世界上所见最符合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

，并且“是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137]。

自达尔文之后，作为价值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盛行，而为环境哲学所反对的主要是这一类型的人类中心主义。

但反对并不意味着放弃，事实上，诺顿及默迪打出的旗号就是“弱的人类中心主义”

。

诺顿主张，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保护环境并不意味着出让人的内在价值。

但是，人的内在价值可能显化为外在价值及工具价值，而且一旦显化为外在价值与工具，就会与人的内在价值疏离开来。

实际上，当人只是考虑到当下时代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是谈不上所谓内在价值的。

因此，要实现内在的价值，就必须抵制个人利益对内在价值的侵蚀，确立一种后代人意识。

个体应当充分地意识到，“个体的生命与意识活动还承担着种系繁衍与人类意识发展的责任”

[138]。

默迪则称自己为“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

，这其实也是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默迪的基本立场似乎是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影响自身之外的环境的能力与其他生物影响它们身外环境的极其有限的能力相比，是在进化中呈现出来的和持续不断的。

它使人能够改变环境以适应其需要”

[139]。

但与诺顿否定环境具有内在价值不同，默迪承认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有价值，但事物的内在价值是从属于人的价值的。

因此，默迪的人类中心主义又包含着一种主体性，只不过这种主体性并不单纯是占有性的，而是生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