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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的内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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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能的皮肉之灾,贼会有精神的痛苦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通常人们喜欢用一个道德化的眼光来将“贼”
予以简单的处理,而不会顾及他是否也有内心的活动,更不会细想贼的某种“不幸的处境”
与“心灵的斗争”
。
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把“贼性”
与“人性”
挂起钩来认识,而只是夸大它们之间的对立。
但俄罗斯的作家安德烈耶夫对此却有他的理解,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正面、奇妙而且富有哲学与道德内涵的回答—他写出了贼身上神奇而真实的、残酷而充满精神震撼的斗争,并且完成了一个精神的悲剧,一个富有启示的寓言。
这当然或许有宗教传统的作用,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罪与罚”
“作恶与忏悔”
这样的思维习惯与道德命题,通常不会那么强烈地困扰一个中国人,在我们这里,道德命题的显现,常常是以外力介入的形式出现的,即作恶的人遭到了“报应”
,而作恶者很少会主动对自己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自决”
。
而拥有基督教或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人就会不太一样,他们的文学主题中会充满了类似的精神斗争与道德自罚的内容。
任何好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寓言”
,庄子说“寓言以广”
,大意是说寓言性的叙述总是有很宽阔的拟喻性。
对于《贼》而言,这个寓言的拟喻性不但宽阔,而且相当幽深,堪称一个“精神的寓言”
,“贼性”
的习惯与“人性”
的诉求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从这点上说,他的作者已不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具有了“精神分析”
的意味。
但这部小说是出现在19世纪的晚期,那时无论是“意识流”
还是“精神分析学”
都还远未显豁出世。
所以《贼》可谓相当难得,也难怪鲁迅会推崇安德烈耶夫,认为他有至为深刻的一面。
但它仍然带了古典短篇小说非常强调的“戏剧性”
意味:一个“下意识”
的冲动毁了一场原本可以很愉快甚至“浪漫”
的旅行—刚刚出狱的盗窃犯尤拉索夫在一个明媚的早晨,踏上了一个前去看望女友的、本可以十分体面的旅程,他渴望自己这时的身份再也不是偷偷摸摸的、坐过三次牢的乡下人费德尔·尤拉索夫,而是一个体面的德国人,一个有着会计师身份的瓦利切·盖利赫。
这个预设的身份在他的脑海里非常强烈,使他此行的“角色感”
非常强烈,他想象这次行旅“会像小鸟一样翱翔在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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