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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第1页）

我们会不会错读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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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来不会错读苦难，

这些古代的大师，何其准确地理解

它在人间的位置；它发生的同时

别人正在吃，在开窗，或是无聊地漫步……

—W.H.奥登，《美术馆》

1994年，一位名叫凯文·卡特的南非摄影家在苏丹拍摄到一张旷世罕见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饥饿女童在泥地上爬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即将饿毙倒地的情景。

她那羸弱如纸的身躯再也支撑不起那颗显得过于硕大的头颅，而她身后约二十米的地方，一只食腐的秃鹫正等待她倒下的一刻。

这张照片后来被命名为《饥饿的苏丹》发表，震撼了全世界，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张照片为激发全世界的良知、为赈济饥饿非洲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此前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力量。

但此后围绕它所产生的伦理争议，却使摄影家送了命。

据凯文·卡特说，他为了这个场景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他本来指望会出现兀鹰展翅的刹那，但最终没有等到。

按说单纯作为新闻照片，这确是一个杰作，它所抓取的瞬间是一个职业新闻摄影家一生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它所产生的正面作用和效果又是任何语言所无法企及。

但是仔细审视，在这张只有兀鹰和女孩两个角色的照片背后，还隐藏了“第三个角色”

—那就是在这死亡画面前等待的这个人，这个摄影家。

他和那个虎视眈眈等待死亡之食的兀鹰之间构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同类—它们都在等待自己的猎物。

唯一不同的是，它是在等待食物，而他则是在等待自己的职业机会；它等来的是一顿禽兽的暴殄，而他获得的则是人类的奖赏和职业名声。

因此，这张照片暗含了一个巨大的伦理拷问：这个看起来震撼良知警醒责任的杰作背后，创作者是否扮演了一个与兀鹰相似的角色？摄影家为什么不去赶跑这死神般的猛禽，或者投身救助女孩的现实之中？固然，由它所唤起的道德力量业已激发世界去救助了更多这样的孩子，但面对这一个、这个生命的现实和个体，摄影家却扮演了一个残忍的角色。

凯文·卡特由此遭到了舆论的质疑和自己良心的谴责，三个月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居所中用一氧化碳自杀。

之所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是试图引发一个相似的写作伦理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

阿尔多诺那句著名的格言“奥斯维辛之后，再有诗就是野蛮的”

，也曾提出了类似的伦理问题，当人类犯下了这样永难宽恕的罪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哪样的人类，都再无资格和权利用诗歌的名义表达情感和思想，因为诗歌的精神和集中营的犯罪之间，无法想象是在同一个星球、同一个人类身上共存的。

所以奥斯维辛之后，如果还会有诗歌写作的话，要么只能是写“野蛮的诗”

，要么这种诗人就是野蛮人，否则不合逻辑。

阿尔多诺当然无法阻止，也不可能阻止诗歌的存在，但他所提出的巨大的道德拷问的命题，却令人无法回避和抗拒。

人类必须面对自己的道德状况，必须对其写作和表达的资格有所担负和证实。

对于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诗人和写作者都曾经认真思考过。

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场写作的主体权利作出追问。

而且，许久以来我们的写作所面对的，一直是社会或人性意义上的命题，对于这样的自然之灾，这样的一场“没有犯罪者”

的悲剧和“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