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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从“心理游击战”
到“第三度空间”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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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霍米·巴巴是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十分活跃、同时又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
他和赛义德、斯皮瓦克一起,被并称为后殖民批评的“三剑客”
。
霍米·巴巴的理论活动大致可以1988年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他主要从事对殖民话语,尤其是呈现在殖民话语中的复杂心理关系的分析,他在这方面的新颖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毁誉参半的评论,也造成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广泛影响。
1988年以后,巴巴的学术视野更加广阔,探讨的问题也更宏观,更富于时代性,在后一阶段,他集中探讨了当代条件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境遇和思想策略。
下面我们就以他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对他的主要观点加以评介,同时结合这些观点,对后殖民理论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
的思想结合起来,对西方自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东方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其实质是一种代表西方强权政治的殖民话语。
这部著作在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位西方学者曾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独立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殖民话语,也可以称之为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的领域”
。
[1]
霍米·巴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殖民话语理论的研究,很明显,他是在赛义德的启发和影响下进入这一领域的,但他很快对赛义德的分析模式产生不满,并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和修正方案,这就是他关于殖民话语内部“矛盾性”
(一译“暧昧性”
Ambivalence)的著名观点。
其实,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已经注意到殖民话语内部的某些复杂现象,例如他指出存在着两种东方主义,一种他称之为“显在”
的东方主义,它包括各种正式发表的关于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的理论和见解。
一种他称之为“隐伏”
的东方主义,它潜伏在无意识的活动中。
巴巴将二者的区别概括为“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学问,一种发现,一种实践;而在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梦想,一个意象,一种幻境、神话、迷恋和需要”
,巴巴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赛义德对这种复杂性并未深究,“赛义德拒绝对这两种可以相互替代和矛盾的机制加以探究,它们威胁要分裂的恰好是东方主义话语本身,他遏制这种威胁的方式是在学说内部设定一种二元对立,最终却让它们统一于一种完整和谐的再现体系,这一体系是通过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统一起来的。”
[2]巴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赛义德也看到了东方主义话语内部存在的某些分歧,但他并不以为这种分歧足以造成殖民话语自身的分裂,甚至有意识地压制和掩盖这种分裂。
因为在赛义德看来,无论是“显在”
还是“隐伏”
的东方主义,作为一种再现系统,它们最终都为同一种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支配,二者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所体现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抗关系。
霍米·巴巴不同意赛义德的上述见解,尤其是赛义德揭示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二元对抗关系。
在巴巴看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远较赛义德想象的复杂,在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对立,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复杂、非常紧密的心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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