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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出售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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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战争,不仅深刻影响了清代的政治格局,对漕粮海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战争期间,漕粮海运饱受侵袭,步履维艰;其二,在战争结束后,清廷内部河运的呼声加剧,海运的安全性受到强烈质疑;其三,甲午战后,清朝财政面临严重危机,作为偿还债务的重要手段,大规模漕粮改折开始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为漕粮改折诏的颁布,做了必要的铺垫。
从光绪九年(1883)至次年四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企图进而入侵中国,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展开激战,光绪十年四月中法订立《简明条约》。
六月,法军又再次挑起战争,进犯台湾,并在马尾海战中全歼福建水师。
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也在继续,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清朝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争局势。
最终中法双方议和,光绪十一年四月,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的《越南条款》,中法战争宣告结束。
对于漕粮海运而言,在中法战争期间,首当厄运的就是招商局被迫出售给美国旗昌洋行。
中法战争前夕,法军的舰队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此时,招商局承担着运输军需物品和搜集法军情报的重任。
光绪九年(1883)三月,法军侵占了招商局设在越南海防的栈房以及存放在该处的军米,招商局被迫停止了在越南的营运业务。
唐廷枢曾与法国总督就此事进行交涉,但是毫无结果,唐廷枢又在法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事实真相,并与法国有关官员晤谈,仍未能解决。
李鸿章也曾出面同法国驻华公使交涉,同样毫无进展。
唐廷枢像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扬言要拦截海运船只,“遇船劫夺”
,招商局的船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为保存民族航运业,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作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重大决定。
当时,招商局的主管人员频繁更迭。
光绪十年二月,郑观应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托,前往广东办理军务事宜。
四月初,唐廷枢又奉命北上处理开平煤矿的有关事情。
所以实际上主持局务的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
马建忠像
马建忠力主换旗行驶,他给李鸿章发去电报,指出轮船不出运则成本难以维持,出运又容易受到法军攻击,只有出售这一条途径。
马建忠还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分析此时现状,细查各国律例。
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是各国通行的公例。
最初有人建议将局船出售给怡和洋行改换英旗,担文建议换美旗应该更为妥当,因为英律苛细,而美律比较简易。
等到战事平息,再换回华旗,这样招商局的产业可以保存下来,公私款项也不会减少。
数小时后,李鸿章给马建忠回电,表示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么不妨试一试,但一定要订立详细的密约,再禀明朝廷才能最终立案。
第二天,李鸿章电示马建忠,指出招商局局本共有500余万,旗昌应该给100万新股归招商局统售,200万旧股由商人股东自换,200余万存款借项均归旗昌接认;而且还必须另立暗约,规定收回局产的事宜。
发出这份电报后,他还意犹未尽,又向马建忠重申,此事纠葛甚多,简约中一定要声明详细的合同,等唐廷枢回上海后一起商议,再禀请立案方可。
遵照李鸿章的要求,马建忠向旗昌开出了中方条件。
旗昌主动出价525万两收购招商局的全部产业及股票,该行如数付给银票,另成立一个“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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