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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海运停顿与减赋（第1页）

第二节海运停顿与减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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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咸丰皇帝逃往热河。

陈孚恩奏称，在京商贾无利可图，生意日减，且恐土匪及夷人扰动，已经将所有资本暗运出京，店铺也逐渐关闭，“既去之后，难以遽复旧观”

。

又有人报告，自咸丰帝外逃之后，“搬家者终日络绎，煤米腾贵，睹此时事势，不能禁人心不惊惶也”

。

当时西方驻华的《NorthaHerald》（《北华捷报》）记者也观察到，咸丰外逃后，“商人们发现粮食在热河可以比北京卖更好的价钱时，许多北京的粮食被转移走了，结果使得北京的粮食价格上涨一倍”

。

圆明园残骸

在败于英法联军的同时，清廷也遇到了太平军的强有力攻击。

咸丰十年（1860），为夺取苏州，太平军联合丹阳、常州等处10余万部众，“分番更代，日夜来攻”

。

四月，苏州失陷，各府州县亦将次不守，“是届冬漕，只将完善之川、奉、南三厅县酌量征运”

。

因浙漕已经无法起征，苏漕又少，京城只能专恃北省杂粮，“饷糈民食，匮乏立形”

。

据报，江苏川沙、南汇和奉贤三厅县仅征米36500余石，经剥等米890余石，沙船耗米27600余石，“起运漕米为数无多，一切情形又非往届可比”

。

江苏此次没有设立海运省局、沪局，而是均由兼署苏藩司吴煦与署粮道李万杰会办，知府汪有勋则前往天津负责交米。

因米数太少，本次也没有专派钦差验米验收，只是由天津道酌派数员办理。

随后两年，即同治元年（1862）及二年漕运，江苏更是因为“各城尚未收复，奏准停免征运”

，漕粮海运完全停顿。

浙江省的情况亦复如是。

咸丰十一年四月，巡抚王有龄奏称，浙江各属饱遭**，“逆匪所到之处，庐舍化为焦土，人烟寥寂，鸡犬无闻”

。

浙江新漕无从起运，“惟有候来年各漕察看情形”

。

结果，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浙江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海运。

对江浙两省的停漕，户部极不情愿。

他们曾宣称，十年时江浙两省同时用兵，而各属被扰情形，江省尤甚。

江苏苏松太几无完善之区，浙江杭嘉湖尚多保全之地。

也就是说，他们仍想让浙江起运本色，但并未收到效果。

同治元年闰八月，户部又强调来年新漕亟须赶办，浙江杭嘉湖等属被兵，办理自难措手。

江苏则松太两属间有完善地方，且海运系由上海交兑，现在运道无阻，应令该抚选择完善各属，照常征兑，由海运津，“不得以军需紧急，未遑兼顾等词一奏塞责”

。

但在江苏的强烈反对下，户部最终也不得不同意，将其漕额全行蠲免。

因江浙及两湖、安徽、江西都停止起运本色，河南和山东两省备受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