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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嘉道时期的漕弊（第1页）

第三节嘉道时期的漕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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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对于漕粮的依赖程度与前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朝是继元朝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定都北京以后，大约有10余万八旗将士被分别安置在京师各处，再加上满人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眷，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这些人，各个都要吃饭、人人都要生存。

每年大量的漕粮通过水路运达，为京师粮价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计之有漕运犹人之有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

。

将漕运比喻成人体不可或缺的血液，足见漕粮对王朝和都城的重要性。

为保证漕运正常运转，清代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

清代的漕运体制，对牵涉的各级官员及所有办事人员，均有详细的处罚奖惩条例和极为完备的办事规章。

不过，因为制度性缺陷的存在，使得所有办漕之人均感极为困难，“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

。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粮道经营漕粮，全完者加升一级，欠一分（征收量为全额的90%）者罚俸一年；如再运又挂欠一分者降一级调用，欠二分者降二级调用，欠三分者革职。

收兑漕粮如夹有沙土，监兑官降一级调用，押运官革职。

康熙五十一年（1712）重新规定：各省押运同知通判，一次无欠者加一级，二次无欠者加二级，三次无欠者，不论俸满即升；一次挂欠者降一级留任，二次挂欠者降二级留任，三次挂欠者降三级调用，仍将挂欠之米分赔。

但事实上，清代除雍正、乾隆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可以办理全漕，其他绝大多数时间，全漕目标很难达到。

既然办理漕务如此困难，处罚又如此严厉，这些办漕官员岂不是要经常遭受处罚么？当然，这既非规章制定者的本意，也决非实际运作的真实情形。

通常的补救办法是“报灾”

。

此外官员还可以通过频繁的调动来逃避责任。

康熙三十五年（1696）规定：各省漕项钱粮在十月开征，隔年三月奏销。

因漕粮要两年后才奏销，“如及两年而州县离任他处者，则又可免处分”

，结果导致各州县几无两年不调换的官缺。

官员调动过于频繁，新任官员无法深谙漕务，漕书等人操纵漕粮之事，在所难免。

乾隆帝像

和其他部门一样，漕运官员的俸禄非常低，这也是导致贪污盛行的重要原因。

明代官俸低于历朝，而清代更低于明朝。

正一品的漕督年俸仅为180两，从二品的副将仅为53两。

清初也曾对漕官进行补贴，零零总总加起来每年约为648两。

但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裁去薪银和蔬菜烛炭银两项；康熙七年（1668），又裁减津贴，每年仅保留100两。

这样一来，漕督每月收入仅为23两3钱，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日常消费，贪污在所难免。

所谓“以律言之，职官自俸给外，但有所取，分毫皆赃，既乏衣食之资，又乘可得为之势，而一介不取，非中人以上不能。

吾恐三百年来，完人可屈指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