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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最初阶段:战争及和平时期的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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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沙因费尔德
1911年,贝尔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科学博物馆早期几十年的管理目标。
科学博物馆是一项极具野心的建筑项目,是对藏品的再度聚焦,也是对教育的全新诠释。
1909年科学博物馆独立后的十年,在文化上极具影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以战止战”
(WartoEndAllWars)在今天看来其历史地位变小了,但是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致命,至少它对国民的心理伤害是毁灭性的,对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
约75万男性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前,年龄在15~49岁的男性人数约占7%。
当战后生活恢复正常时,人们发现男性人数显著减少。
[1]美国历史学家杰伊·温特(JayWinter)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战士的家庭都在哀悼。”
1914—1918年,全球的关注点就是纪念活动。
让逝者安息、落叶归根,不论是身体形式上的或者象征性的,都是亲属普遍的需要。
战争结束后,英国社会出现了科学博物馆,此时科学博物馆被迫寻求措施以完成它的使命——疏散现实中到处渗透的哀悼气息。
战争博物馆与和平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国外熊熊燃烧,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在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几年里,科学博物馆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开放南部和西部展区的部分展厅。
这两个展区本用来作为1862年国际展览——万国工业博览会的续篇,但场地明显不充足。
大量木质藏品很容易引起火灾。
于是贝尔委员会就提议用双倍大的空间来安置藏品。
[2]展览路建筑的建造始于191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项目的有限进展并没有立即给科学博物馆带来太大好处。
1918年,战争办公室(theWarOffice)强制性征用未完成的东楼和部分旧展区。
直到1922年战争办公室搬出后,工程才再次重启。
尽管科学博物馆在后续的几年搬至新地点,但是东楼一直到1928年还未正式开放。
尽管经历众多游说,并且科学博物馆馆长和咨询委员会也很努力,但是贝尔委员会提出的建设蓝图——包含中楼和西楼,在大小上与东楼相当——一直到2000年新的威尔康翼展厅开放时才得以实现。
在战争结束的几年里,在满目疮痍的大环境下寻找合适的场地是很困难的。
空前庞大数量的生命殒于战争。
出于哀悼与纪念逝者的强烈愿望,战争委员会(theWaret)于1917年建立了帝国战争博物馆。
1920年,国会法案(Aent)颁布。
在首相劳埃德·乔治个人的支持下,帝国战争博物馆由乔治五世亲自宣布对外开放。
如同科学博物馆一样,帝国战争博物馆缺乏充足的安置空间。
在伦敦中心几处寻址之后,帝国战争博物馆终于在薛登纳姆(Sydenham)的水晶宫殿(theCrystalPalace)订下短期的租契。
对于帝国战争博物馆来说,水晶宫殿这一选址欠缺的不仅仅是好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空间。
玻璃窗和被粉刷过的主梁对文物保护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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