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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路撒冷的沉思:光或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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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诗名来看,《我的耶路撒冷》显然是“我”
与圣城“耶路撒冷”
之间的对视与对话,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我”
(朝圣者或旅行者)为视角,抒发了诗人“我”
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
无疑,置身于21世纪初中东局势依旧紧张,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特殊语境中,面对着这块弹丸之地无所不在的历史遗迹(圣城、哭墙、墓园、圣殿山、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民族(以色列、阿拉伯);核心形象(上帝、摩西、穆罕默德、约翰、耶稣);特殊物象(石头、弹孔、竖瑟、十字架、明月、乌鸦);自然场景(加利利湖、肯纳瑞特湖、地中海、死海、橄榄山、圣殿山)等不同寻常的处境中,一个来自儒释道文化传统的诗人“我”
,不无悲悯地看到诞生了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因信仰的不同和历史的纠葛而引发的战火绵延至今,“耶路撒冷”
使得每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共同承受了暴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血流遍地,尸骨撕裂,恩怨未了;那些用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之爱的人却无法和平而友好地相处,终日以流血、仇恨、伤害、弹孔、泪水、恐惧、死亡为伴。
诗人感到非常困惑、踌躇:“死去他们仍怀抱仇恨山坡上埋着不一样的信仰……耶路撒冷墙上仍留有新鲜的弹孔”
(《耶路撒冷》);“这座哭泣的墙上时间的眼睛依旧流血上帝未醒他的儿子们仍在仇恨”
(《哭墙》)。
诗人哀叹自古以来,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国:“是世界喉咙里的钻石阿拉伯肋骨中的钉子”
(《以色列》)。
面对在起源上如同兄弟般的两个民族,却各自以“上帝”
或“安拉”
之名硝烟不断,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充斥着长达千年的怨恨与血腥、冲突与混乱,诗何以为?诗人能够言说什么?阿多诺那句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依然在敲打我们的灵魂:“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
这是每个怀有公义、博爱和怜悯之心的诗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一个危机四伏、暴力血腥、信仰撕裂的时代,诗还能做什么?
诗人当然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或外交家,也非超尘脱俗的宗教徒,无法提出解决实际困境的策略或路径,然而,他们却可以用另一种诗意的方式进行思考,面对暴力的历史和战争的废墟发出声音,写下阻止暴力、抵抗纷争、倡导仁爱的诗句,见证历史,反思人性,在善与美被恣意**的年代保护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良善。
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
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哪怕仅有小小的亮度,也有片刻止住了混乱。”
[4]于是,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诗人桂林能够以一种外来者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感悟方式,展示了另外一个超越死亡废墟之外的自然场景——与千疮百孔的哭墙和无辜生命被殉葬的墓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或对立的场景):“太阳将我和大海同时照亮诺大的地中海没有阴影。”
(《地中海的阳光》)在这里,“阳光”
与“阴影”
构成了充满张力的鲜明对比,隐喻着一种缓和尖锐、残酷、复杂、纠缠不清的历史或现实之可能维度:跨越疆域、种族、时代、宗教、文化、国家之外的阳光、大海、天空、生命,不正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共同家园吗?如果那些一边祷告一边深陷在“自己的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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