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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特点（第1页）

第三节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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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时代，它是连接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西方古典文明的巅峰时代的一座桥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但是，由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过渡性和特殊性，希腊化时代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忽视、冷遇甚至诟病，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逐渐成为能够与城邦时代的希腊“平起平坐”

的研究领域。

那么，希腊化时代是如何被学界发现的？这个时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又具有哪些不同于希腊城邦时代的历史特点呢？

一、“希腊化时代”

的发现

希腊文明与希腊化时代在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学者们撰写的希腊史都是以马其顿人入主希腊和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作为结束。

这种写法是基于以下的看法，即马其顿的称霸与此前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的霸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马其顿人是否具有希腊民族的身份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而马其顿人所建立起的亚历山大帝国更是与古希腊的城邦相去甚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城邦失去从前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古希腊的文明也就自然而然和令人神伤地寿终正寝了。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这里面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如果不是希腊人，那么他们对希腊的征服就与波斯人的入侵具有相同的性质，其入主希腊必然会造成希腊文明的毁灭和中断；但如果他们是希腊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历史就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希腊文明的终结，而是希腊文明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现在的研究表明，马其顿人虽然地处希腊城邦文明的边陲，但他们无论从种族、语言、宗教还是习俗上看都属于希腊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历史发展有些滞后罢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城邦时代旧有的“各别主义”

相对立的新的“泛希腊主义”

的民族认同观念的逐步形成和强化为马其顿人完成希腊的统一和建立帝国创造了理论上的依据[1]。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那就是古希腊的文明真的随着马其顿的征服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城邦独立地位的失去而终结了吗？应该说，历史发展的史实给了这个问题以很好的回答，那就是随着马其顿人的军事征服活动，希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但没有立即消失，反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全面和大范围地传播到了希腊城邦所在地以外的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区。

因此，19世纪之前人们对希腊化时代的忽视与其说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城邦文明的狭隘的依恋及对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帝国的某种偏见上面，这种态度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做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在希腊化时代的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前，在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上，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撰写的12卷本的《希腊史》最具有代表性。

这部长篇巨著在很多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上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代表了那个时代希腊研究的认识水平。

比如，关于希腊文明的起点，格罗特的论述虽然开始于传说时代，但他认为希腊的信史时代是从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即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因为爱琴文明尚未被发现，荷马时代的研究也没有起步。

同样，他把希腊文明的下限定位在公元前301年，即亚历山大帝国分崩离析的时代，原因就在于他把马其顿人和亚历山大完全看成是像薛西斯和大流士那样的野蛮人，因此亚历山大时期就自然成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乃至于消亡的时期，此后的历史也就失去研究的必要性了。

在该书的序言中，格罗特这样写道：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狭窄而且堕落了——再也吸引不了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个来说，从公元前300年起，到罗马并吞希腊这段期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罢了。”

[2]

正是出于这种对希腊古典城邦文明的偏爱，使当时以格罗特为代表的希腊史研究者没有也不能够对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王国时代做出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

除了主观的偏见，后城邦时代的希腊历史在资料上的匮乏和缺失[3]，希腊化王国时代各个地区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等因素也是当时的历史学家难于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研究的客观原因。

德罗伊森与希腊化时代研究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开创者是德国史家德罗伊森。

1833年，他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在学界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

1836年他又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在这本书中他首次赋予hellenism一词以“希腊化”

的全新含义，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