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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古典时期的希腊经济03（第8页）

就在上述学者纷纷从各个角度对古代希腊经济的农本性质进行阐述和论证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们大都反对把希腊文明界定为“农业文明”

，而把工商业的发展继续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派学者称为“重商派”

，其中的主要代表是王瑞聚和毕会成。

在这一派中，王瑞聚堪称用力最大。

据笔者统计，从1999年到2009年，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文章达到8篇之多。

2000年，他发表了《梭伦经商应为信史——对郭小凌先生〈“梭伦经商”

考〉的不同意见》，文章对郭文中所提出的史料中梭伦经商的记载不足凭信的看法一一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古代作家关于梭伦事迹的记载是具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即使这些史料在今天已经失传，仅仅根据西方个别学者的观点推导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是不合适的[140]。

王瑞聚对“农本”

派观点的全面批驳主要集中在发表于2002年的《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一文中。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还是从古典文献所反映的历史实际看，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特征，应该说是经得起检验、可以定论的问题。”

以黄洋为代表的农业特征论者的观点，“虽然立意新颖，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

。

接着，作者对“农本说”

的主要观点和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最后指出，“无论从量的角度，还是从质的角度，雅典国家的农业都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农业特征论是不能成立的”

[141]。

另外，王瑞聚在《论古代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论古希腊人的鄙视手工技艺问题》《关于早期希腊人经济观念问题的商榷》等文章中对希腊文献中所表现出的对工商业活动的鄙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鄙视只是一种基于道德角度的职业歧视，并不是从经济角度的否定，因而不能够作为其社会经济之农业特征的证据。

毕会成对“农本”

派的质疑和反驳主要体现在他发表于2000年的《“希腊农业特征”

辨析——与黄洋同志商榷》一文中，对黄文中所提出了农业特征论的证据一一做出了回应。

首先，他认为，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土地的这个事实本身除了能够说明土地占有上的排他性之外，并不能说明“农业构成了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

，因为“雅典公民主体决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工商业者以及兼事工商的土地所有者，如果再将只能从事工商的外邦人和主要使用于工商领域的奴隶考虑进来，这一群体将进而构成整个雅典社会的主体”

。

其次，对黄文中提出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要地位的说法，他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油、酒的大量出口等方面予以辩驳，并指出，希腊的城市不但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还必须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又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工商业发展与城邦民主制的关系问题上面，他认为“在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阶段都离不开工商业阶层的参与和推动”

，而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奴隶主构成了雅典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职业集团。

最后，作者指出，“贵农贱商”

的行业态度主要存在于民众当中，是土地贵族的思想观念，在他们对农业的赞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言贵农而农已贱”

的无奈与悲哀。

通过上述的分析，作者的结论是：“至晚到希腊文明臻于成熟的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已表现出极为突出的商业特征”

，典型的农业社会完全是杜撰出来的。

[142]

晏绍祥也是国内较早关注这一学术论争的学者之一，并在多篇著述中对这个问题在西方学界的缘起、发展和研究现状作出了全面和深入的述评，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主要散见于这些研究当中。

早在1992年，他就发表了《古典作家笔下的古代希腊商业》一文，针对“二战”

以后芬利等学者对“古史现代化派”

的反思中贬低工商业发展水平的倾向提出了质疑，认为商业是希腊经济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