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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的适度发展（第1页）

第三节推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的适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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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的适度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除了服务主体本身的社会化、多元化扩展，还包括了社会化运作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

所谓社会化运作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是指从体制安排上，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和空间，特别是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而在机制创新上，则是借助社会、市场组织灵活的服务机制，创新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固有方式，提高政府回应公共文化需求的能力，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活力。

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就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而言，在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普遍不足、存在严重的历史欠账等情况下，在现阶段，我们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只能强调其“适度发展”

。

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从政府来看，国内外的改革发展经验教训表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往往有可能成为政府卸责任、甩包袱的某种借口从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过程看，无论是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还是美国的“重塑政府”

运动，自然与回应公民需求的持续扩张（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和福利）有关，但其起点无一不是应对政府严重财政危机的结果。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推动了政府改革，其主要目的就在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将社会力量当作战略合作者，在确保公共服务维持一定水准的同时切实减轻财政负担。

但也有必要提及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尽管有甩财政包袱的实际考量，但却是以改革之前这些国家政府职能大扩张时代提供“从摇篮到坟墓”

的福利为基础的改革，加之选举政治的制约，改革本身不会导致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的大规模削减，也不会从根本上减少政府的责任。

与此相比，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则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完全不同，因为历史欠账过多，我国在政府职能上强调“公共服务”

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公共服务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大规模的持续性投入。

在此意义上，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在现阶段只能是作为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有益补充。

因此，过度强调社会化或市场化，无疑会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根本责任，有可能成为政府推卸应有责任、甩财政包袱的遁词。

（二）从非政府的市场和社会组织来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在现阶段也只能“适度发展”

如前所述，由于市场组织以营利为目的，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宗旨相背离，这导致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很可能谋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共利益。

相应地，市场化的逻辑会导致责任与控制、平等、竞争基础、挑肥拣瘦等难题，[1]这种“市场失灵”

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的情况下也依然存在。

而作为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本身在公共服务提供中也会存在赛拉蒙所说的“志愿失灵”

现象，尤其对我国社会组织而言，目前普遍存在官民二重性、过渡性、非规范性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政府性，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

等特征，[2]导致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可能会偏离其公益性宗旨，甚至损害公共利益；同时由于发展不足（如资金来源不足、内部管理不完善）、服务能力有限（如专业服务水平不够）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过度社会化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从而不利于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和文化福利的提高。

延伸阅读7-5

志愿失灵

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

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

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

首先是对于慈善的供给不足。

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地为别人提供福利。

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

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

因此，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其次是慈善的特殊主义。

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它们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