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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公民参与（第1页）

第三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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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责任主体，但是，责任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垄断或全部包揽。

如何让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构建、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中体现公民意愿，既是对公民文化权益的尊重，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品质的必然要求。

一、公民参与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随着我国政府从传统管制型向现代公共服务型的转型，提供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及其合法性的基础。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共权力源于社会公民的“普遍同意”

，是公民权利的派生物，是为了保护公民权利，保护社会的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而产生的。

由于公共权力的性质，政府向公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其服务的范围、内容与方式就不能听由政府的主观意志而单方面强制决定，而是要充分尊重公民的意见，根据公民需要的内容与方式提供公共服务，既不能缺失也不应过度。

曲解民意、漠视公共需求的做法，已经背离了公共服务的契约性要求，不但不能让公众感到满意，反而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1]

（一）公民参与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基本内容

从广义上说，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行使自身权益必然的普遍行为，也是现代民主与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征之一。

公民参与的意义可做双重理解：一方面，公民参与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公民参与是实践民主和维护公民利益的重要工具。

具体来说，公民可以通过自身或社会组织合法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期望在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决策过程中得以体现，从而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而且，公民的文化权益本身就包含了文化参与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真正确立公民的权益主体地位，在确立文化发展目标、制定文化政策、配置文化资源、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等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有效地保障公民参与，变“为民做主”

为“让民做主”

，让公民从文化福利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公共文化建设的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

可见，公民参与程度的高低，既标志着公民文化权益实现程度的高低，也是凝聚社会共同价值、加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增加公民社会责任、培养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

（二）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必然要求

垄断和包揽必然导致低效率和腐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也如此。

公共服务有两种主要提供模式，一是政府直接提供，即完全由本地政府及其直属机构全面负责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合约提供，政府通过签约的形式，由其他政府、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来提供[2]。

后一种即通常所说的政府购买服务。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文化服务普遍采取的是前一种模式，政府及其直属文化事业单位（经历了事业单位改革后普称为“公益性文化单位”

）包揽了公共文化服务从决策、生产到评估的全过程。

这种无所不包的一元化服务供给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外部监督，其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容易人为地抬高成本，而高成本之下又往往缺乏创新、服务欠佳、效率不高，垄断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既影响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形象，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还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最终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下降，损害公民利益。

根据我国国情，今后体制内公益性文化单位依然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骨干力量，因此，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益就显得紧迫而重要。

在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环节变政府直接提供为合约式提供，吸纳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在绩效评估和监督环节保障公民的话语权，让公益文化单位和民间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激励体制内的公益文化单位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

（三）公民参与是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单纯依靠继续扩大公益文化单位的机构与编制来满足日益复杂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终将超出财政负担能力，不但会导致供给总量不足，也难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基层文化事业单位普遍反映的财政投入不足、编制不足就是例证，寻求一种多种力量参与的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势在必行。

以发达国家为例，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机构不仅有政府公营机构，还有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志愿者；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来源不仅依靠政府拨款，还包括企业、私人捐赠，有关基金会、学会和文化设施、文化单位自身的经营收益。